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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

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

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

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

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

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

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

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

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

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

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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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

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

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

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

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

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

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

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

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

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

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

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

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

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

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

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

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

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

会主义明星报》。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

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

为。

第三章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