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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即使还是相当小的时候，我心里有两种相反的感觉：生活的恐怖和生活的狂喜。”他们想在一个机械的时代显示他们的个性；　使自己成为英雄。他们的审美观如同他们的个人习性，意在挑战中产阶级的规矩。他们陶醉于公开扮演罪犯的角色。被控违反公共道德；　他们为此而兴奋不已，因为恶名增加他们的知名度。像恶作剧的孩子；　他们让自己处于一个反常的境地，政府指责他们为罪犯，而他们的崇拜者却义愤填膺地宣称说他们是无辜的。

虽然他们违犯中产阶级的规矩，但他们也畏惧劳苦阶级的生活。事实上，他们不断攻击人们尊重的事物和公共秩序，充分说明了有秩序社会的重要性。他们的反叛行为只不过是中产阶级装模作样地表现他们的不满。在日内瓦一个旅馆的总台，当查尔斯？诺狄耶加入到“来访目的”为“来推翻你的共和国”的活动中时，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上述标语只不过相当于旅馆花园中的“勿踩草坪”。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1869）参加决斗，一手拿把手枪，一手拿把雨伞。1834年，维克多？雨果（1802—1885）有了情妇之后，对他夫人让步，给她买了一份养老金。

这些法国作家们让他们的生活成为公众的关注点，意在打动朋友和令对手恼怒。1846年福楼拜承认说；　他的“本性”是“江湖郎中”。朱尔斯？瓦勒斯（1832—1885）　称波德莱尔为“蹩脚演员”。这些有创造性的年轻法国人，无论他们的动机和成就，常常受到鄙视。他们真诚渴望增加他们的情感经历，提高他们的审美意识。他们不怕受苦，他们极度看轻宁静生活的价值。“没有什么比牡蛎般的生活更糟的东西了。”梅里美1843年恳切地说，“你有时谈起宁静的生活，羡慕不已，就像麻汁带来的宁静，给人一种超级满足感，但与‘几乎是痛苦’的无穷快乐相比，什么都不是。”奥诺尔？德？巴尔扎克（1799—1850）　1846　年同样解释了他尝试的原因，因为他想“在我自己身上研究这种非常特别的现象”。他效仿的是汉弗莱？戴维爵士（1778—1829）和布朗主义医师托马斯？贝多斯（1760—1808）的药理学和心理学的自我实验法。

最重要的是，这些放荡不羁的法国文化人，正如诺第尔所说，是“被拿破仑剥夺了权利的自由孤儿”。从1789的大革命到1815的滑铁卢之战，这之间牺牲了大约一百万法国人（一半不足28岁）。那些更年轻一些，幸存下来的知识青年，反对士兵的野蛮暴行和革命群众的暴乱。他们在了不起的神话般的革命时期之后，获得了想象力，需要创造他们个性化的神话。然而，19世纪20年代波旁王朝的复辟，意味着节制、节俭和愚弄。虽然奥尔良派1830年在一阵群众热潮中掌握了政权，但他们的改革冲动很快烟消云散。到了1840年，法国又回到了中产阶级的轨道之上。年轻的知识分子用激烈的内省取代了外部世界的暴力。他们摒弃单调和可怜的事实，取而代之的是无拘无束和富于挑战精神的幻想。福楼拜这样描述他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抒情诗人、反叛者和上等人，首先我们是艺术家。”抒情诗人兼反叛者们把自我陶醉当成一种麻木自己的方式。像德？昆西和诺狄耶在19世纪初那样，即使当他们感到麻木的时候，他们仍增强了他们审美和情感上的反应。尤金？苏（1804—1857）在罗西尼的《偷东西的喜鹊》演出之前，给巴尔扎克一根香烟（据称是哈希什，或许微含鸦片），他的观察力不再像正常人那样。“音乐通过闪光的云雾传到我耳中，全无人类作品中的瑕疵。”乐队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无法理解的机械系统……因为所有我能辨认的是低音提琴的弯管、弓的跳跃、长号的金色曲线、单簧管的指孔，但是没有乐师。只有一两个上了粉的假发，一动不动；还有两张臃肿的脸在做怪相。”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14）

一些有影响的巴黎人对哈希什的时髦好奇，源于拿破仑1798—1801年占领埃及期间的虚荣的残暴。虽然法国官员对哈希什大麻的销售或使用进行处罚，但由于第一手的报道，人们突然意识到毒品质的存在。拿破仑在埃及的冒险，引发了法国的许多新时尚——有一些是短暂的，如形状像狮身人面像的壁炉柴架，有一些经久不衰，如大麻。有关毒品特性的报道从法国传遍欧洲。后来一系列冒险性的事件，使法国人对哈希什有了更多的认识。阿尔及利亚位于北非沿海；　长期处于土耳其的军事统治之下。1827　年，在一次会见中，法国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