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3/4 页)

大。既然这样成了海内名人，而且是那样高龄辞世的，就会引起一种特别的关注，这时，或许范国禄（小柳敬亭四十六岁），或别的某个文人，偶然发现馀西曹氏家谱，其中有百年前曹氏二弟兄于某时迁徙至泰的记载，时间推算，恰与柳敬亭之生年对得上，而柳敬亭本姓曹是已知的，则可以“断然”声称柳敬亭就是所迁徙的曹家之后，把其中“曹永昌，字葵宇”者说成就是他。这样“臆测”而抢名人，有没有可能呢？应当说，是有的。然后，又在“臆测”获得的“基础”之上，吟诗作赋，一切就越来越像是真的了。我此一说，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就足以置疑于范国禄。

往往一个人成大名之后，人们就喜欢给他找上一个历史显赫的先人，强按到他头上，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这个人为何会成就了一番事业，也不足以陶醉和慰籍自己敬仰的内心，而如果一个人成了帝王将相，那他的先人或他的发迹，一定更是不寻常的了，这出于一种不正常的历史文化心理，司马迁早就在《史记》中写下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精辟见解，但人们还是视而不见，到时就全忘记了。

与柳敬亭同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柳敬亭原名“永昌，字葵宇”。览阅之下，这方面的说法只有：

“名遇春，号敬亭，本姓曹”（《柳生歌并序》，顾开雍，小柳敬亭约十岁），

“扬之泰州人，盖姓曹。”（《柳敬亭传》，作者吴伟业，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小柳敬亭二十二岁。）

“名遇春，号敬亭，年八十，扬州人。”（《柳麻子小说行》，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阎尔梅，小柳敬亭十六岁。）

“扬之泰州人，本姓曹。”（《柳敬亭传》，黄宗羲，明末大学者，小柳敬亭二十三岁。）

“柳逢春，字敬亭，本姓曹，泰之曹家庄人也。”（《柳逢春列传》，宫伟鏐，泰州人，小柳敬亭二十四岁。他这句话为泰州《道光志》采用，因为他是泰州本地的学者。）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板桥杂记》，余怀，小柳敬亭二十九岁。）

所以，那个“名永昌，字葵宇”，是多年以后的“横空而出”。

范国禄诗较长，其中与柳敬亭最有关诗句是“我尝掩泪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阳低”，这被当作柳敬亭原籍的一个依据。殊不知，柳敬亭当时，南通馀西有“柳家巷”么？既然说是馀西曹家，怎么又来了一个“柳家巷”？此“柳家巷”，原《曹氏家谱》中有么？是之前一百年、曹家当时，那里就正好叫做柳家巷？还是因为出了柳敬亭才改叫柳家巷？还是范国禄灵感所至的“神来之笔”？这“柳家巷”多少有点“从天而降”，很难视为“学术”依据。所以，诗中另一句“五狼发迹”之语，都可视为凿空之言。好比如果要拉一个名人来，说他“祖籍”是南京，那就把南京的历史地理风物都堆到他头上去，这就越说越像了。这样行吗？

真实的曹氏家谱，对于我们，关键的只有一点，就是家谱与柳敬亭的关系是不是很“铁”？是不是有“铁证”能说明柳敬亭就是那曹氏弟兄的后代？是不是有铁证说柳敬亭就是“名永昌，字葵宇”的那一位？这一条联系，如果不能有力建立起来，就会有“臆测”之嫌。而这一条“铁”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起来。

周志陶先生说得好：“避而不言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依据”是不行的。

打个比方，我姓刘，我把刘邦世家说得头头是道，然后就说我是刘邦之后裔，人家只要问我一句，你的依据呢？我拿不出铁的证据来，前面的天花乱坠，都没用。

所以，柳敬亭“祖籍南通说”，仍然只是一种“假说”，这样的“假说”，容许有一千种，但负责任地，我们现在还只能说，“柳敬亭，泰州人也。”别的无法多说。

俞扬先生勾稽了柳敬亭“祖籍南通说”的由来，简引如下：

1927年《小说世界》载钱啸秋《柳敬亭之世系》文，是他根据通州曹氏家谱，首次提出柳敬亭是宋代曹彬之后，曹彬籍真定府灵寿，其九世孙移常熟，其十二世孙移通州余西场，而柳敬亭即其十三世，名永昌，字葵宇。

1956年，洪式良《柳敬亭评传》不同意钱啸秋这种“值得考虑”的说法。与柳敬亭是朋友关系的吴伟业作《柳敬亭传》，也不记柳是宋代曹彬之后，以及敬亭之父由通州移泰州之说，

1963年，《江海学刊》载管劲丞《柳敬亭通州人考》文，据曹氏族谱与范国禄诗《听居生平话》，认为柳敬亭之父移居泰州，因而柳敬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