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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为人从来就尖刻，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亚洲人和黑人。我常躲他，也恨他。这薪水跟他一定有关，旧恨新仇，我恨死了这犹太人！

“是你应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少付我薪水？” “有何证据？”

“当然有，但这证据，你只能在法庭上见到！”我毫不示弱，一切害怕瞬间离开我。美国研究生院七年的学习，使我学得英文流利且用词刻薄，现在，我要“抖”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我再也不愿忍气吞声了：我不用你认同我。

“大老板，你讲不讲公道？”我转向大老板。

此时，大老板一言不发，坐在他昂贵的紫色大办公桌后昂贵的紫色大皮椅上，那修剪整齐的音乐家修长的手指，玩着一支名牌钢笔Monte

Blanc，他精心修理过的整齐光亮的斑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我凶狠的眼光下，他慢慢地不动声色地转向米切尔轻问道：“有这事？”

“当然有！”我喊起来。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公司在全美国有十八个分公司，近千名雇员，哪一位的薪水不经大老板同意？我的合同书上就有大老板的签字。

大老板看了我一眼，他的双眼闪着光，这闪光的双眼又转向米切尔。 米切尔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他不屑的表情表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就是有，又怎么样？

“大老板，你也许不完全知道，与我一起雇来的员工都无经验；而且这三个月以来，我的成绩最大，一共完成三个项目，其中一个是独立完成的，给公司创汇七万多美元，但被人抢了功。这，您知道。”我加重语气，“而且有目共睹我是多努力，米切尔根本没有耐心教我任何专业知识，却把我的成绩当作他个人的功劳，在公司获取最高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薪水还要少于他人，这很难让我接受。我相信，这也难以让您和法官接受。”我吸一口气又说下去，“如果谁因为我的种族而欺侮我、歧视我，我一定和他拼到底！”突然，我的声音里情不自禁地带上了眼泪，“如果我是你们家庭的一个成员，你们的小妹妹，你们会这样待我吗？”

办公室一片沉寂，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我们的眼光都具有杀伤力，屋里一片火药味。

难挨的一分钟在沉默愤怒中挨过，无声胜似有声。终于，大老板定定地看了我一眼，转向米切尔说道：“This　must　be　a　payroll

mistake。（这一定是公司发薪部门弄错了。）”

“斗则进，不斗则退”，半小时后，等我与大老板和米切尔小老板言归于好，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即将落下去的太阳的余辉将大老板的办公室和我的格子间涂成金色一片，远处的湖水和海鸟也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着金子般的光。

五点钟，当我从洗手间回到我的格子间时，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公司的信封，打开来，里面有一张薄薄的公司信纸，上面打印着“Deep　apology　for

the　mistake”（为错误诚恳致歉），同时给我加薪50％，并且补足原来的数量。 “Thank　you！〃

我轻声对自己说，拿着信纸，半天不松手，看了又看。

后来，我的大老板告诉我，他们替我加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能“舍命”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能保护自身权益的人，就一定能保护公司的权益。”他说。

提倡信奉民主的国家，首先得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没有法律的保护，就没有民主。

接下来就是怎样把这些最初看来不可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变成工作、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人。　办公室政治3

人，是不能记前嫌的！这是我后来在工作中发现的又一条美国原则，这条原则将个人的利益变为团队的利益，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第二次撞的暗礁，正好给了我一次机会验证我上面的结论，考验我是不是一个能想得到、说得到和做得到的人。这两件“办公室纠纷”相隔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次“祸起萧墙”的原因是米切尔的霸道态度得罪了太多的成员，团队决定去掉他，选斯蒂汶做组长。在我眼里，米切尔态度固然坏，但他的专业知识是无人比得上的，而且他绝顶聪明。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八十年代中期曾是纽约李曼兄弟投资银行南美市场外汇交易员，二十七岁就当上副总裁，如果不是因1987年股市崩盘，他的仕途前景一定十分可观。但股市垮了，他的部门也关闭了，随之他也失去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