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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怒火中烧，他们的决定不仅愚蠢，而且这是管理白宫最拙劣的办法。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几个月前他们请我加入白宫，目的是让我这个具有丰富传媒工作经验的人为他们提供个人建议以使他们避免更大的隐患。他们也承诺完全为我打开参与之门。到那一刻为止，他们基本上信守了诺言，但在此关键时刻他们竟砰地一声将门关紧。

我很少发火，我希望它能发挥一些作用。我坚持立即与总统会晤，麦克同意了。我们将在第二天上午克林顿总统发表完他的星期六电台演讲后与之会晤。麦克将会面地点安排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小书房，以便我们边喝咖啡边安静地会谈。乔治·斯蒂芬波洛斯也加入了我们的会谈之中，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和我的意见达成了一致。自从我被强迫与他一起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如今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我们却合作得极好。

总统洗耳恭听。我提出了将事件公之于众的三条理由。首先，与白宫媒体相反，我认为《华盛顿邮报》掌握有价值的调查材料，而且也会对克林顿夫妇做出公正的报道；第二，尼克松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将此事公开；第三，考虑到争论的本质和特点，此次与《华盛顿邮报》较量尤其冒险，因为它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已使它一跃成为美国新闻业的一流机构。关于“白水事件”，《华盛顿邮报》不可能放弃原有的主张，打退堂鼓。事实上，如果此时戮它的眼睛，它会被激怒，继而与我们开战。

令人感到棘手的并非只是鲍勃·凯泽，《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莱昂那多·唐尼在“白水事件”中赢得了声誉，他是本·布拉德利的一个傲慢固执的继任人，他们和这家报纸的其他成员已感到克林顿政府在过去误导了他们好多次。我告诉总统说，如果这次我们不想出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华盛顿邮报》会派出大队的记者对白宫进行调查，那样会导致其他媒体的全面追踪，他们会使其总统的位子濒临绝境。

总统说，＂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应交出所有的材料。”

但又补充说他自己无法单独做出决定，因为在“白水”交易中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合伙人。他看着我说？押“你得同希拉里谈谈取得她的同意，如果她同意，我们就照办。”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让我去与他的妻子争论这个问题，但我答应去见她。

周一的早晨，我给克林顿夫人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见面。他们答应说“给你回复”。当天我查到的答复是说她很愿意与我见面，但她的日程排得很满，接下来几天都没有时间，“再约吧。”很多次有人进入她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很快就见到了她，她很乐意会见工作人员。可这次，事情有些不大一样，接下来的几天我得到的只是冷遇及拖延时间。拖延在继续，我一直找不到我的“听者”。

已经答应在这周内尽早给《华盛顿邮报》答复，我只好不情愿地给唐尼打电话告诉他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他有些同情我。我很沮丧地找到麦克拉蒂一起向总统汇报，又一次，我被告知此事要由第一夫人做主。那些天很快过去，紧接着又是整整一个星期过去。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没有克林顿夫人的同意，我们将无法前进一步，而她早已下定了决心。

最后，原定总统寓所的会晤被取消两周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我接到通知，第二天布鲁斯·林赛将向《华盛顿邮报》递交一封短信作为对对方索要文件的回复。事实上这通知已经在告诉我：“见你的鬼去吧。”

第二周刚开始，唐尼打来电话用肯定的语气说：“我们感觉你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此事虽与个人无关，但我们决定追查。”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加入到事件的调查之中，其中最有名气的算《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顿时关于“白水事件”的新闻报道急剧增加。几周之内，其他一些挑逗性的新闻从阿肯色州浮出水面，大肆宣扬要由司法部长珍尼特·雷诺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解决此事，迫使克林顿夫妇最后向司法部移交所有材料并任命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克林顿的领导地位如自由落体一般下降。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０日，恰好是克林顿就职典礼一周年的日子，前联邦公诉人爱德华·菲斯克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他有意警告说：“我要做的事情没有极限。”到８月份他离任时，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展开了对克林顿夫妇的调查。他的继任者是一个前司法部副部长和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几个月后，肯尼思·斯塔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