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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真关注了像丹尼尔魏格纳和乔治安斯利这样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这样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贾瑞德戴蒙德、爱德华O威尔逊和大卫斯隆威尔逊这样的生物学家，以及其他其观念在本书中扮演了突出角色的学者，便不能自称在自己的主题上履行了他们的专业职责。b米b花b书b库b&nbsp；www。7mihua。com

当然，我不是持有这一观点的唯一哲学家。像乔恩埃尔斯特（JonElster）、艾伦吉巴德、菲利普金切尔（PhilipKitcher）、亚历山大罗森伯格（AlexanderRosenberg）、唐罗斯、布赖恩史盖姆斯、金斯特林和艾略特索布尔这样的杰出哲学家，在阐明科学和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在挖掘这些哲学矿藏的丰富来源方面，比我走得更远。

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我不仅是将注意力挥霍在了非哲学家的观念上，我还忽略了不少很有声望的哲学家的观念，绕开了一些在我自己学科中激烈的争议，没有过多提及。对这些辩论的主体们，我还欠一个解释。有人很可能会问，用来演示他们精心构造的分析之靠不住的我的反驳、我的证据、我的哲学论证，又在哪里？我给出了少许：比如奥斯丁的推杆、凯恩的实践理性机能和迈乐的自主性，都得到了哲学家们通常会期望的那种详尽分析。

至于其他的，我决定将举证责任推给他们。开展一项哲学争论需要一定数量的共同背景假设，而我确信——不是证明了——我的通俗故事和观察对他们的一些起始假设（enablingassumptions）提出了挑战，让他们的争论变得可有可无，尽管这些争论对那些卷入其中的人很有趣。

我原本可以确切地说出如何与为何是这样，但那要花去上百页或更多密密麻麻的文本注释和论证，最终将其判定为虚假警报，一个需要避开的扫兴结局。对我来说这是个冒险决定，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演示，我糟糕地低估了他们共同前提假定的不可避免性，但这是个我打算去冒的风险。

我在本书中的目标是要演示，如果我们接受达尔文“奇怪的推理倒置”，我们便可在道德与意义、伦理与自由的问题上建立起最好最深刻的人类思想。进化视角远非这些传统探索的敌人，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我并未寻求用某个达尔文主义替代品去取代卷帙浩繁的伦理学成果，而是要将这些成果置于一个配得上它的基础之上：一个有关我们在自然中位置的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且有望统一的图景。

认识到我们作为会反思、会交流的动物之独一性，不需要任何在达尔文面前挑衅地挥舞拳头的人类“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或者避开从清晰连贯且扎根于经验的思想体系中所收获的洞见。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自由何以比其他生物更多，并看到这一提升了的能力如何带来了道德含义：贵族义务（noblesseoblige）。我们处于决定接下去做什么的最佳地位，因为我们拥有最广阔的知识和相应的观察未来的最佳视角。等待着我们星球的将是个什么样的未来，取决于共同商议说理的我们所有人。

第40节，

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罗伯特凯恩的专题选集《牛津自由意志手册》（2001），收集了近些年该哲学主题上重要作者的一些新撰写的文章，读者借此可以对本书所涉及的主题进行有益的交叉比对。

昆西等人在《暴力犯罪者：风险评估与控制》（1998）中很好地考察了惩罚与累犯这个复杂话题，该书是对累犯预测与处置的一个统计手段高超且视野开阔的概述，并对精神变态者给予了特别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在监禁期间接受了社会敏感性和人际关系训练的精神变态者，获释后更可能实施暴力犯罪：“于是我们推测，患者从强化教程中学到了许多，但变态犯罪者将他们的新技能用在了完全出人意料的用途上”（p。89）。

哲学家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在讨论精神变态者和其他疑难罪犯时通常会援引的起始假设（一些过度简化）。如同往常，哲学家脱离事实基础的苍白想象力，是个过于迟钝的工具，不足以在如此微妙而重要的问题中派得上什么用场。

斯蒂芬怀特的《自我的统一》（1991），特别是第八和第九章，包含了对一些我在这里仅以粗线条描绘的话题的尖锐而详细的分析，其中展开的论证将满足那些怀疑者，特别是对他所提议的反转的必要性与稳妥性的怀疑。我尤其赞赏他对处理这些问题的早期哲学尝试的缺点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