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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块木板做盖，这在北京是很少见到的。墙角里堆着几棵大白菜。一位老妇人斜坐在破藤椅上，缓缓地用调羹搅和着搪瓷茶缸里的麦片糊。我说明来意：想看看康有为的故居。老妇人对于这样的访问毫不意外。她介绍说，三间西屋，北面那间已另住一家，在外面自开门户进出。南套间是她家的卧室，中间有小门相通。卧室凌乱不堪，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僵卧着瘫痪的男主人。男主人八十多岁了，名叫关胜勋。他的祖父关文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进士，排名二甲89名，位列后来编撰《光绪朝东华录》的朱寿朋先生之前。关太太记得刚来关家时，整个南海会馆共有十三个院落，住着八户人家。她说：“他家的老太太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有福气！”　关太太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轻轻地絮叨着：康有为搬走后，区棠亮的父亲住在这里，然后便是关家。直至50年代，七树堂依然雕梁画栋，林木茂盛。回廊的墙上，镶着镌有苏东坡“观海棠帖”的刻石。如今南海会馆挤挤挨挨地住满八十几户人家，树木假山统统不存，每一寸空地上都搭起平房，尽西头康广仁（康有为弟，“戊戌六君子”之一）故居前的通道，搭建得只容一人进出了。关太太如今年过花甲，患有半身不遂。女儿和老人不住在一起，只能两三天来一次，帮着买点东西，洗洗涮涮。平常全靠她挺着歪歪斜斜的身子，凑合着料理家务，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我没有细问他们从前的经历和人生故事，但觉得他们真像退潮后被遗留在海滩上的鱼，只能相濡以沫，一起艰难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告别了汗漫舫，我又来到米市胡同西首的第二条胡同——北半截胡同。这里的41号，以前是浏阳会馆。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就在会馆的第一个院子里，五间坐西朝东的厢房，距离康有为的寓所非常之近。　浏阳会馆也沦为污秽的杂院。莽苍苍斋的现主人上班去了，门上别着把挂锁，我只好在院子里转悠。住在会馆山门搭出的小屋里的刘保利对我说：“来这儿考察的人多着呢，人人都叹息，但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咱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搬走。咱家在这里已住了五代，我曾祖父当年是会馆看门的，曾为谭嗣同收尸。咱总不能在这破门房里住第六代吧。”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生前十分钦佩谭嗣同，他把自己的室名取作　“小莽苍苍斋”。我不知道他是否来过浏阳会馆？此后我再也没有重访过宣南。但我的脑海里却常常会想起在密如牛毛的胡同里穿梭奔波的康有为。康有为初登政治舞台时的许多重要活动都是在宣南进行的，这些活动更是与戊戌变法直接关联，所以人们总把康的名字同戊戌变法放在一起。我到宣南凭吊康有为、谭嗣同的故居，其实也是来缅怀这段逝去的历史，缅怀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进步而浴血奋斗的志士。但是后来，当我阅读了有关戊戌政变的基本史料后，我对康有为在当时的作为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同时更觉得应当对康、对当时的许多历史事实进行重新考订。

阅世空有后死身（2）

康有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史学圈子以外的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个改革家，而圈子里的朋友，除了承认他的改革家地位外，却每每对他颇有微词。前些时候读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康有为由狂入怪论》。这类立论的角度，除了对康，在其他历史人物研究中，真是不多见的。当年，御史文悌曾上奏严参康有为，说他常常晚上来访，车中携有衾枕，行踪诡密。经向康的随仆打听，是跑到住在东城锡拉胡同的户部侍郎张荫桓家去投宿。康为自己辩诬，说他在内城活动时，晚间借寓金顶庙。庙中没有铺盖，所以只能自备行李，而决非住在张家。这个解释也有点儿勉强。因为金顶庙属于出租房舍的“庙寓”，在那儿投宿的人很多，难道都是带着被褥去的？就算庙里没有被子，康也可购置后放在那儿。一个正六品的“处级干部”，老是带着铺盖卷儿四处周游，确实招人生疑，至少也表明他是个行事怪僻的人。

行事怪僻是个人习惯，但康有为的怪僻更表现为他的极端固执，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他政治上的偏激、狭隘和不成熟，也注定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滩暗礁走向胜利。189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代，在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领导改革走向胜利的领袖人物的时候，却无人足以担此重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康有为看作变法的策动者，把光绪帝看作变法的支持者，把慈禧太后看作变法的反对者。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其实来源于康有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