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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

转瞬半个多月过去，暑期接近尾声。再过十来天，国立中央大学也要开学上课。

蒋碧微自己不好开口，便撺掇母亲试探徐悲鸿的心思。母亲既然陪女儿过来，自然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有意无意向徐悲鸿说，“立秋之后，一天比一天凉，也没有带更多的衣服，怎么办？”

徐悲鸿听出了她的话意，怏怏而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

蒋碧微远远听见，心里一阵窃喜。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背纤》，孙多慈写于1934年秋，刊《孙多慈描集》。

从九江下来，坐的是招商局江安号客轮，船经过安庆，停靠一个小时。徐悲鸿走出船舱，独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风塔凌空而立，上矗云汉；迎江寺群殿相拥，气势雄伟。孙多慈曾向他说过，这是安庆东城之外一大风景，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美誉。往西有枞阳门，进城往西北，一个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鸿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阳，大概还不到早晨6点钟吧，此时的孙多慈，恐怕还在睡梦之中，她怎么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号客轮上，徐悲鸿正对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鸿真想随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孙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隐进深山，做牛郎，做织女，过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孙多慈《刘杏春女士》，写于1934年春。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仍旧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他的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

在远处，蒋碧微一直在关注徐悲鸿的感情变化，直到大轮拉响长笛，缓缓离开码头，她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徐悲鸿乘坐的江安号离开安庆码头的同时，早早起来的孙多慈，在汪家塘方家大屋，在院子里那株葡萄树下，与父亲孙传瑗，正边吃早点边谈心。早点是安庆特有的侉饼包油条，刚刚在街头买来的，侉饼外脆内软，上面撒有芝麻，一咬一口香。

孙多慈以图画满分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的消息，在安庆，算是特大新闻，自然不胫而走。安庆女中师生，更当是学校荣誉，四处传播。但同时，关于孙多慈与徐悲鸿之间的流言蜚语，也传到了安庆。更有甚者，有人从南京过来，还将刊有徐悲鸿与孙多慈花边新闻的小报带到安庆。孙多慈自然矢口否认，孙传瑗见多识广，虽然不是全信，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忧。

父女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但各自都揣有各自的心思。尤其是孙传瑗，面对十九岁的女儿，说轻不行，说重也不行，只能点到为止。其中包括到中央大学后，如何与老师相处。如何与同性同学相处，如何与异性同学相处等。

孙多慈淡淡笑出声来，“你不就担心我在个人问题上不能把握吗？我向你保证，在学校期间，尽可能不与男生接触，如有什么对象，一定先和父亲商量。”

“我也不是反对你处男友，只是……”

“好了啦，我说到就会做到的，你还不相信我吗？”

孙传瑗无话可说。女儿大了，翅膀硬了，做父亲的，已经没有能力再把她掩在自己的身下了。

十一、　闺中密友（1）

十一、　闺中密友

在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的闺中密友只有两位，一位是文学院社会学系李家应，一位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吴健雄。对孙多慈的情事，两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家应是坚定的支持派，吴健雄是坚决的反对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后，两个闺中密友的态度大转换，李家应成了坚定的反对派，吴健雄则成为坚决的支持派。

1934年大风之夜，孙多慈写《李家应》。

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孙多慈外出，总是和两个闺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应是孙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孙多慈自己说。李家应比孙多慈大两岁，生于宣统二年（1910），属狗，因而常在孙多慈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态。孙多慈虽然小一些，属牛，逼急了，就会尖着嗓子反驳，“我是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