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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伯母家就要干活，她对我很厉害，我要伺候她们，可是就是这样我也愿意在她们家，因为我想跟我姐姐学戏。我父母不让我学戏，我父亲就是小买卖人，卖糖葫芦的，他说不让我学戏，找一个婆家走了就行了，还想让我去当童养媳，但是我都不愿意，我必须得挣钱。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有吐血的病，很可怜。父亲身体这样弱，七个孩子中我是最大的，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六个人；六七岁时，我就懂得挣钱，我知道如果我不挣钱，我们家就生活不下去。父亲一旦累得病倒，就没有人养家了。

我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就这么几种挣钱的方式：一个就是把我送出去当童养媳，去换一笔钱，这是死钱，可我母亲说必须得让我挣活钱。六七岁呀，怎么办呢？等长够了岁数，就有可能送我去当妓女了，我住在天津南市“三不管”的一个贫民区里，那一片的邻居都是这样的：开妓院的、当老鸨子的，再就是唱戏的、耍杂耍的，都是这样的一群人，这叫吃“五子”饭的地方。窑子、饭馆子、澡堂子、戏园子、小摊子，是旧社会最底层、最苦难的地方。这个地方出来的人都叫人看不起。

我从小就知道我得去挣钱，但是我决不去干那样的坏事。我不当妓女。和我一样的小姐妹呀，有的从十三四岁吧，就被家里逼着去当妓女，得一种可怕的病，然后有的还带着气就让人给扔在街上死去了，可怜极了。还有那种抽“白面”的人，抽了“白面”就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非要学戏不可，因为我姐姐是好演员，在天津大舞台、中国大戏院都有一些影响，在东北等地也有影响。所以我拼着命要学戏，为了挣钱。在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没有出路。因为要演戏，我就到了二伯父家，每天一早就到院子去喊嗓子去。喊嗓子、学戏，二伯父高兴给我调嗓子，那叫“打戏”，打得我每天身上都是青一道紫一道的，学好了挨打，学坏也挨打。

这是小的时候，后来长到十二三岁我懂得事了。我小的时候也出场演过戏，跟我姐在一起都是演小孩戏、配角戏，从十二三岁起我就主演了不少好的戏。我演小孩是很聪明的，一学就会，但是我有很多缺点，上台爱睡觉。比如说我演牧羊圈的羊，我们那个演羊呀，就是一个道袍，有黑的、有黄的，爬着走、跪着走，这就叫羊了。

有一场就是张景常老旦唱牧羊山那一场，我们演羊的四五个小孩，都蹲那儿听人唱，人家唱完溜板，我们就下场，“羊”就爬着猫着腰下去了。可我那时最小，可能也就是11岁吧。我和几个小孩都蹲在那儿都是小羊，两个老旦、青衣一人唱一段，唱完我们就该下去了，可我呢，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睡着了我就下不去了，老旦拿着棍子就打我呀，劈头盖脸打了几下把我打醒了，一看人家都走了，我拉着这个道袍、两个手挡着脸猫着腰就跑下去。我挨打以后才清楚，小孩在戏班里经常挨打。

我从小记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唱戏（2）

还有一次，我演秦香莲的冬哥。我戴一个头套子，小孩呀，我头上长虱子。我是梳一根小辫，虱子长上很难受，痒还不说，人家都讨厌，在谁面前谁都轰我。头上的虱子是黑的，虮子是白的，就把那个黑虱子都刮下来，那虮子可就麻烦了，一串一串的，刮都刮不下来，真讨厌，我自己也难受。我姐姐就给我捂虱子，拿煤油捂，然后用破布包起来，但是这煤油一上来就更糟了，谁都知道我是满头的虱子，一进后台谁都恨我，恨我我也不在乎。

最苦的就是不允许我演冬哥，因为冬哥要戴那个头套呀，戴帽子、戴孩儿发、包头都不许，我就特别痛苦。后台有人就讽刺我，你这头虱子谁敢粘你呀，除了把头发剃去没法治，你拿火烧都不行，要剃光。我听了后很害怕，捂着脑袋，害怕把头发剃下去。女孩嘛，刚十一二岁，我就捂着头发。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拿虱子，我姐有时候打我，打得疼着呢，她为了教我戏，她打我我也不恨她。她让我过去，我想这是给我治虱子，我就过去了。可我二伯父就来了，拿一个剪子“咔咔”就剪了好几剪子，我还没敢说我不剪头呢，我二伯父拿着刀子冲着我来了，快极了，他一只手扶着我的头，一只手拿着刀子，像梳头那样的刀子，是个木头把的刀子，“哗哗”像削土豆皮一样把脑袋削个锃亮，剃个秃光头，我很难受但是还不敢哭。

剃了头最大的安慰就是能演戏了，我弄一块破花布系上，管箱子的那个大爷这次让我拿那个孩儿发套了，以前我要拿他不让我拿，他说你脑袋长虱子，你用完了别人用怎么办？这次我秃着脑袋往管箱子那大爷跟前一站，把花布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