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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储蓄贷款协会的竞争，并且以较低的利率吸引资金重返抵押市场。利率控制的成本被不那么富裕的储蓄者承担了，他们损失了好几亿美元的利息收入。较为富裕的节约者没有受到利息损失，因为国会规定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可以不受《Q条例》的制约。小额的储蓄者的选择进一步受到短期国库券最小面值增长的制约，国库券的最小面值从1　000美元上涨到1970年的10　000美元。

1969年、1973年和1979年，通货膨胀率出乎意料地上涨，这对那些受困于长期固定利率抵押的存贷机构产生了极大破坏，长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到期以后的本金和利息与储蓄存款账户不相符。通货膨胀率提高，推动了市场利率的上涨，利率上限也提高了好几次，但是商业银行间的利率差别降低了。存贷机构能够以较高利率发行各种各样的证券，这对于存贷机构而言是一种新的援助。在新英格兰，国家特许的储蓄贷款协会自己创造了经商议可转让支付命令的活期存款账户（NOW账户）。这些账户支付利息，能够与那些禁止支付利息的银行支票账户相竞争。储蓄贷款协会也引入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ARMs），目的是控制由于利率浮动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曾经给它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些改变使储蓄贷款协会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并在抵押市场获取了更大的份额。但是，利率的提高降低了利率提高之前的、较低的利率抵押品的价格。财富逐渐从金融机构悄无声息地转移到家庭，这损害了金融产业。当美联储为治理1979年的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的时候，储蓄贷款协会被削弱的命运大致就确定了。存贷机构受制于低利率的抵押品，随着资金成本的猛增，没有盈利的被保险的存贷机构的比重由1979年的7％上升到1981年的85％。在低于市场利率的情况下，储蓄者将资金转移到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公司（MMMFs）。这些安全的投资渠道为投资者提供市场利率，并可投资于短期国债、商业票据以及其他流动性资产。用账面价值衡量，储蓄贷款协会的净价值只是略微下降，但是以任一种市场价值计算，储蓄贷款协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净资产价值只有1　000亿美元左右，处于破产的边缘。

对于破产的存贷机构的储蓄者，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也只能清偿其中的一部分。房地产业并不希望存贷机构大规模地倒闭，里根政府也不愿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在众多储蓄贷款协会积极游说的影响下，国会尽力对存贷机构注入新的活力，其采取的措施是出台了1980年《储蓄机构自由化和货币市场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DIDMCA）和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法》（Garn　）。《储蓄机构自由化和货币市场控制法》分6年逐步消除利率上限控制，对每个储蓄者提供的存款保险也增加到100　000美元。《加恩圣杰曼法》则批准银行和存贷机构开办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与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公司竞争。存贷机构许多传统的证券组合限制也被取消，并允许其提高消费信贷、商业不动产抵押贷款以及企业贷款。陷入破产境地的存贷机构则有机会通过新的大胆的冒险赌一把，正如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起死回生”。如果冒险获得成功，存贷机构将盈利；如果它们失败了，成本会由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承担。这一计划隐含着道德风险，为了防止过度冒险，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管；但是由于管理层也承受着降低其政府作用的压力，检查的次数不得不减少。

然而冒险并没有获得成功。即使1983年以后经济恢复了，利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新的贷款能力和大额经纪储蓄的推动下，储蓄贷款协会得到迅速发展：新的储蓄贷款协会被组建，许多互助基金都被转换为容易扩张的股票存贷机构。存贷机构在得克萨斯州和西南部等发达地区得以繁荣发展。尽管有些管理者和所有者从事违法活动，但是金融企业的基本问题主要在于高风险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由监管方面的改变引发的。在代表存贷机构利益的国会的压力下，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实行的是宽容性监管政策，容许即将破产的机构继续营业。

尽管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的担保抑制了普遍性恐慌，储蓄贷款协会的糟糕状况仍然导致1985年国家特许的俄亥俄州和马里兰州的存贷机构发生挤兑。1986年，国会知道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没有偿付能力，为避免遭受未来溢价的损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