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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和*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在70年代，相对于禁闭的台北，香港是两岸之间地理最逼近、资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论却最自由的地区；作为中国*后门的香港，也是观察家、*家、记者、间谍最理想的看台。由于靠近大陆，不论政治观念还是学术研究，香港都会受内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那里不仅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而且左派和右派对立。

余光中去香港以前，旅美的夏志清在信里就向余光中提出警告，说那里的左报左刊不欢迎他，精神不会愉快起来。余光中回信说，自己对被骂一事早有训练，耳皮早磨厚了。果然来香港不久，一阵排炮自左面轰来。其原因在于余光中的直言一直不悦左耳：他对“*”的做法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批判，这充分反映在他的一些诗文中，如《梦魇》、《北望》、《故乡的来信》、《小红书》等。针对大陆的阴暗面进行批判难免遭受误解——认为余光中在台湾“*”，到香港仍不改其本性，一些自称左派的人便把火药的目标指向他们心目中的这位“右派”，其文字至少有十万字之多。

香港有一个以政论性著称的刊物叫《盘古》，创刊于1967年。它的许多文章表现了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进入70年代，《盘古》受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冲击，编辑路线急剧地左倾。如1972年1月25日出版的《盘古》，在相当于社论的《盘古之声》中，发表了《向本港牛鬼蛇神宣战》，用大陆红卫兵的做法横扫一切不同观点的文化人。余光中早已被列入他们的“牛鬼蛇神”的名册，因而该刊组织了数次“余光中是爱国诗人吗”的讨论。他们除刊登本地作者文章外，还转载海外的文章。譬如1975年10月25日出版的86、87期合刊号，共转载了来自不同地区代表三种观点和立场的文章：

第一篇是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出身的程石泉的《论台湾的某些新诗》，其立场是亲台的：

当我们读到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但见一行行美丽的辞藻，在字里行间中国民族意识一点都没有，为解救在大陆上同胞苦难的意愿丝毫不存在，但听到他在歌唱“路长腿短/条条大路是死巷/每次坐在世界的尽头”（《盲丐》）。他在他的《乡愁》里曾经说道“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但是这位大诗人竟是如此的含蓄，不肯透露半点消息，为什么“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他的乡愁不过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诗人真是一位超越主义者。他超越乎政治，他超越乎民族，他超越乎地球，他超越乎太阳系统，他超越乎宇宙……

余光中（10）

《盘古》认为，“这篇文章对台湾现代派诗和现代诗的批判比较搔到痒处”。其实，这是从政治出发的评论。作者嫌余光中不够“*”，要余在乡愁诗中加进所谓“解救大陆同胞苦难”的内容，还嫌余光中在诗中没有说清为什么会“大陆在那头”。看来，批判者对诗一窍不通，他用政论的写法要求诗，对“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四种绝妙的意象，如此贴切地表达了离乡、漂泊、诀别和望归而不能归的离愁别恨，将抽象的“乡愁”真切、生动地呈现出来的妙处不能理解，更不会欣赏。由此可见，不是余光中“超越乎政治”，而是批判者太热衷于政治；不是余光中超越民族，而是这位洋博士错误地认为大陆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他认为余光中不爱国，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篇为来自纽约、署名谷若虚的《创造海外华文的新文艺》，属中间派观点——其实，就批判火力来说，一点也不“中间”，如该文要求海外作家起来批判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文化，如商业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主义等。作者以余光中为靶子，指责“像余光中这种极度崇美崇洋的文化人，当他所崇拜的文化走向没落死亡而对祖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却又一无所知，甚至采取敌视态度时，心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无根感。因此，这种无根感和失落感，基本上是由于中国小资阶级寄生于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产生的。如果能摆脱这种寄生关系，我们将立即可以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文艺创作领域”。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指斗批改、上山下乡之类，余光中不愿意了解并且不赞美而采取“敌视态度”，有何不可？作者批余光中用的是大陆流行的大批判词汇，因而此文所期望的以大陆样板戏为榜样的“海外华人新文艺”，历史已证明不可取。

第三篇为香港有名的左派作家丝韦即罗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