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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　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　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　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　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　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　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　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　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　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　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　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　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　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　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　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　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　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　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　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　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　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　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　“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　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　“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　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　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索后，布瑟说：“好吧，　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　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　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　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　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　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　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　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　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　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　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　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　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