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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　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　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　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　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　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　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　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　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　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译注：“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　个词。）。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　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译注：拉贝的呢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　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这里军阀和各　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　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　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　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　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　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　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　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译注：　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　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　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　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　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　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　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盟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　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　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　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　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　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　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　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　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　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　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　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　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　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　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　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