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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扩大特务势力，也为了提高调查科的特务专业水平，经与陈果夫商量，获蒋介石批准，1930年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

这批人来后，陈立夫怕引人注目，干脆使之处于秘密状态，既不将他们算在正式编制内，也不让他们在中央党部内办公。

陈立夫亲自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选择了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房，将这20名经过特工训练的特殊人员安排在此办公。

平时，陈立夫不让其他的人到这里来，只有他自己时而光顾，偶尔也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人物到此视察。

这座楼房的大门总是关着的，黑色的窗帘也不太开启，门外赫然挂着的却是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更增添了这座楼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人员增加后，陈立夫又将调查科内的机构增多，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特务组、言文组，文书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派遣了特派员，如上海特派员为杨登瀛、武汉特派员为蔡孟坚、开封特派员为黄凯。

其中，特务组最为重要，是调查科的核心组织，其成员都是经过二陈兄弟精心挑选的极善玩弄阴谋、极端冷酷无情、极端###的顽固分子。

特务组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调查科完成特务化过程，而陈立夫则是这一转化过程的直接导演。

为了加强对特务们的思想控制，让其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陈立夫经常召集特务训话，大讲特务工作的所谓重要性，说什么调查科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宣扬特务活动是保卫党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领袖的安全并与党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业，只有优秀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一光荣的工作等。

正是在二陈的悉心培育下，调查科的特务被豢养成一帮阴险、狡猾、残忍、冷酷的极端恐怖分子。

调查科主任（3）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1928年12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电召陈立夫参加。

陈立夫即匆匆赶往庐山，在会上，陈立夫积极为蒋出谋划策，最后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方略，决定对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围剿”。

同时，陈立夫自告奋勇，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率领他的特务配合军事行动，加紧进行###活动。

蒋介石当即表示赞许，并命令他抓紧进行。

陈立夫接受使命回南京后，即开始了一场旨在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大破坏的###活动。

陈果夫与陈立夫分头指挥调查科的特务，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检举、密报、跟踪、绑架、逮捕、屠杀，这一时期，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

调查科在从事这些罪恶活动时，常常是直接指挥警宪机关协助进行。

当时，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过陈果夫的保镖，他能独当一面，负责首都警察厅的工作，也是由于陈果夫的提携，因此，对二陈兄弟是百依百顺。

这样，调查科便与警察厅紧密结合在一起。

调查科发现情况后，总是利用警察厅的名义，借故检查户口，深夜闯入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发现进步书刊，便予没收，甚至当场施行逮捕。

调查科除了与警察厅配合工作外，还常与宪兵司令部一起行动。

蒋介石多次指示调查科要和宪兵司令部密切协作，而陈立夫与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关系更是超出一般。

陈立夫被称为特务魁首，谷正伦被誉为宪兵之父，陈立夫主张特务工作要依靠宪兵，谷正伦则强调“宪兵常务、特务一元化”，所以谷、陈气味相投，关系十分密切。

有一次，陈立夫应邀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教育班第二期学员讲《唯生论》，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而谷正伦则在台下“洗耳恭听”，陈立夫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谷正伦也立正“恭听”了两小时。

这种恭顺态度使陈立夫深受感动，二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

后来，陈立夫还派其亲信徐恩曾为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这样一来，调查科与宪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宪兵、特务实际上是一家人了。

所以，调查科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抓人，抓来的人大都送往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而宪兵司令部对这些随意抓来的人往往不加审理，则以“反革命”论处，这种滥杀无辜的特务行径，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