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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两脚带上脚镣，告诉他们，几时拿获人犯，我几时才脱刑具。他们央告了半天，也无效果，只有慌着分头严查。当天晚上即把人贼捕获。邓哲熙送来两个匪犯的口供，知道都是镇嵩军的士兵。不由分说，即绑至被抢者门首执行枪决。此事办后，人心为之一振，镇嵩军也乖巧多了。我说什么，刘就不像以往那样地藐视，他对人叹气说：

“遇到冯某人，我真算倒了霉了！”

然而他仍得意洋洋的，一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

过了不久，又出一离奇的事。一日晚间九时光景，我们手枪队在外巡逻，忽见从东南走来十余个百姓，手里拿着烙饼，一边疾走，一边挨家挨户打门，告诉各家，说督军有命令，每家烙饼十张，赶忙往西送去，要赶快，不遵从者定予枪决。霎时之间，家家户户都忙着烙饼，闹起了数十里。后来巡逻的人抓着他们查问，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第二天打听，说是这谣言从临潼那边传来，直至咸阳，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么妖孽，后来我恍然了，我想这事绝不是没有根由的，其意义就是造谣惑众，以其鬼蜮伎俩，和我捣乱。

我在此处境下，一面积极整饬政务，一面仍努力训练部队。我在新督署住着，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使全体官兵每时每刻都有应付非常局面的准备。同时各项建设，亦在力量所许的范围内努力进行着。自潼关到西安的一条大道，败坏不堪，天晴时固坎坷难行，天雨时尤泥深二三尺，无法举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队从事修筑，百姓亦抽人服役，不久即把这条重要的大道修得坚固平坦，两边遍种杨树柳树。可惜后来无人保护，多半被毁坏了。其次，自西安至咸阳必经渭河，那河水涨时有一里多阔，水落时也有半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笨拙的木船，日长月远，都用得腐坏漏水了。我因造了几艘渡船，以利行旅，历来这些都没人管。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既在皇城旧址修造新督署，复尽力之所及改造路政，于是人家都讥笑我做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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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8）

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又，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练，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那时陕西众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绝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时为陕西省长的宋联魁先生，品学皆高，为人尤澹泊，还有一位，地方上称作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岁，民国十八年时还以他老练笔法，画了八幅可珍贵的画赠我。此外还有董、浦二位牧师：浦牧师，即浦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热诚朴实，最爱真理。民国十六年游俄归国，思想忽然转变，著有《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革命的道理，后来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释出来。

陕西昔有李二曲先生，为一代大儒，最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相片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我曾想为他立祠以为永久纪念，可惜终未如愿。后来我离开陕西，此亭即被拆毁。

陕西著名的河流为渭水、泾水，长安东门外有一灞水。山以凤岭、秦岭、太白为最有名。这些古老的山水间，常有外人足迹。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头野牛，回到长安见我。那时新督署尚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帐篷内会见他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们到终南山行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