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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等地，十二月初头始进占汉中。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他的残部退入四川，溃散殆尽。这一件抗命的公案，至此始告结束。

陕局表面上虽告统一，但南北两镇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顺，阴怀异志。省府势力所及，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余个县治。这个狭小的地盘，以往不过驻守一旅之众，此时却还是要给养四师一旅的粮饷。那些部队，大般都是纪律废弛，又加首领繁多，内幕复杂，想加以认真训练，连集合点名，他们也不同意。他们所斤斤计较者，就是粮饷。大都虚报人数，一千报成两千，三千报作五千，有的号称一旅，实际还不满两千人。军队的督导既如此困难，而财政上又无法筹措，所辖十余县的税收，数目小的可怜，而民国十年、十一年的地税又早已被陈树藩刮去一半，地方上无款可筹，中央也是不管。财政厅是握在省长手中，对我什么也不理会。当时窘困之状，实非言语所可尽述。

我渐渐明白督军的种种困难，主要的症结所在，即在刘的把持刁难。他身绾民财两政，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军饷又不筹一文。我还决心要捋一下虎须。那时各军不但饷项无着，连吃的也难维持。我将营长以上将领召集讲话，把省长的做法都说了出来。当时打电话给省长，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那我们这些人只有全到省长公署里去吃饭。省长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经公布的财政厅长撤职，请我另外委派。我即请薛秀清老先生任之。薛为长安老举人，经商多年，对于地方上既熟悉，又极得人民的信仰，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决不欺骗舞弊的。那时陕西银行纸币，每元只值二角，薛先生一上台，立刻涨至四毛，继又由四毛五分涨至六角。旧有的积弊也被他洗除一净，选贤用能，关系如此之大。

其次我即下令禁种鸦片。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当时即召集省长、各厅长、科长会议，商谈多时，没有办法。省长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子：一是种烟，一是兵变。因为若要禁种烟土，则饷项无着，饷项无着，必激起兵变。这两条路任我选择一条。薛厅长等亦均持此意见。我说：

“我在这里为地方官，还能看着民间种大烟吗？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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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7）

这个会议即无结果而散。次日薛子良来见我，他这时经理税务及禁烟所的事。他也是说若不开放烟禁，则财政没有办法的一套。我和他说：

“你去告诉省长。请他把我打死，我一日不死，禁种的事即一日不放手！”

因又商议，要在禁烟与兵变的两条路之中，想一折中的通融办法。我就提出裁兵的主张。但刘镇华和吴新田都坚不同意。左右都办不通，因决定权宜办法：第一，指定一二县为种烟区域，限期禁绝，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种；第二，尽可能地实行裁兵。后来刘将其一部分队伍交其弟老五整顿。老五确能做事，经他一整顿，军纪即大大不同，及刘将兵柄完全交给了老五，情形更好了些。

陕西是有名的产烟之区。陈树藩为督军的时代，民间种烟尤盛。这些业经收割的烟土，只有容许商民向外转运。烟土出口，原先税率是每两一角，我一则是寓禁于征，一则为弥补军饷，因加税每两二角。但是刘和他的镇嵩军不但自己贩运，而且包庇烟商走私。他同洛吴勾结，烟土出口，多走荆紫关经老河口，烟商有走长潼大道者，亦均派其镇嵩军保护，拒不纳税。那时我在潼关设卡，派刘郁芬团驻守收税。一次，刘有十万两烟土经过此地，刘郁芬派人稽查，不让查；令其照章上税，亦拒绝。当以电话问我处置办法。我告诉他说：“你先好好地说，若真不行，就武力对付。四师一旅的人不能不吃饭，你只管执行规章！”直闹到了动武，方才纳了两万元的税，此后就专走荆紫关一路，再也不走潼关了。

镇嵩军不但包庇贩烟，在省城，也常常抢掠民家。这种抢案屡见不鲜，我接督篆不久，即出一案。一天夜间，督军署前大街南首一烟商家，有几个人闯进来，声言买土，入了店堂，忽出手枪相挟，结果把柜撬开，抢去了数百两烟土。这事发生，即召集城防司令张治公和军法处长邓哲熙等前来。我说：

“我们的责任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现在甚至省城内，督军署前，也出了抢案，我们拿什么脸面去对人民？你们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破案，否则，你们来受审判！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饶恕的，现我先受应得的处分。”

于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