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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莫一样，也是生活艰苦的蛮荒之地。马明德把自己交给了中国的航空工业，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儿钻进大定的穷山沟沟里。

到大定厂后，马明德担任机工科技师。没干多久，马明德带来的那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受到排挤，最后连他自己也不能幸免。5个月后，大定厂方给了他一纸去广西柳州修理厂的调令。

国难当头，国人还热衷于钩心斗角，多年来怀着航空救国理想的马明德彻底绝望了。马明德心力交瘁，明显地见老了。这一次，他不再痴迷飞机厂了，悲愤之下，他带着陪他吃苦受难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来到战时陪都重庆。此时，上海交大刚在重庆复校开课，他被母校聘为教授。在刚开办的航空系中讲授“应用空气动力学”等三门新课，课余种菜自给，生活清苦。

日本投降后，马明德全家随交大迁回上海，他潜心于学问，又增开新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其中有后来的哈军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

在交大的几年，马明德多次建议校方建造风洞实验室，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教育界，谁还会去关心风洞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肚子才是最大的风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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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5）

陈赓给了马明德信心之源，哈军工给了马明德希望之火，他埋藏于心底那个建造风洞的夙愿，就像一堆被点燃的干柴，熊熊燃烧起来。1953年1月，马明德把全家从上海搬到哈尔滨，他是个埋头苦干的学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远远超过对生活的要求，老教师“过三关”的问题，他不那么敏感；可他很幸运，患难与共的贤内助始终支持他，那时候，蒋祖绮在学院图书馆里工作。

1953年春天，空气动力学教授会成立，岳劼毅教授任主任，马明德教授任副主任兼空气动力实验室主任。系领导鼓励岳劼毅、马明德两位教授：“陈院长已经下决心了，一定要把风洞实验室搞起来，系里也把基建规划上报院基建委了，你们就不要担心经费问题了，赶快弄出个建设方案吧。”

说干就干，制订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岳劼毅、马明德、庄逢甘、罗时钧四位教授，大家一致推举实践经验丰富的马明德为风洞建设的总指挥。四个人经过几次讨论，提出了初步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是先建造两座实验段直径为米的回流低速风洞，一座是开口的，编号为一号风洞；另一座是闭口的，编号为二号风洞。等这两个风洞建成后，再建一座实验段截面为80毫米×80毫米的超音速风洞，编号为三号风洞。

5月中旬，四位教授的方案获得新上任的系主任唐铎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但技术细节尚需进一步研究。

马明德拿出当年在云贵高原投身飞机制造业的那股拼命精神，吃饭、走路，都想着风洞，连做梦也是风洞，风洞成了他的命根子。蒋祖绮忧郁地观察丈夫的饮食起居，生怕他累倒了。1953年夏天，为了调查哈尔滨市有关工厂的加工能力和当时市场上的金属材料，马明德四处奔波。好在他有个好助手叫纪士玶，这个青年助教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常常劝马明德：“马主任，你动动嘴就行了，跑腿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干！”

纪士玶于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论辈分自然是马明德的学生，解放前夕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他不仅政治觉悟高，且业务能力很强，在马明德的指导下，这位从来没有见过风洞的年轻人很快成了风洞迷。他心痛身体瘦弱，体质亦差的马老师日夜操劳，总是主动地抢挑重担。

当时摆在马明德面前的最大困难是螺旋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建国初期，中国尚不具备制造金属螺旋桨的条件，如果采用飞机上现成的螺旋桨，又难以与发动机、转速、风速完全匹配。螺旋桨做不出来，风洞建设就会告吹，怎么办呢？马明德苦苦思索。那天唐铎主任来看他，又把岳劼毅、庄逢甘、罗时钧三人请来，大家一起研究螺旋桨的问题。马明德说：“我考虑很长时间了，又查了一些资料，走访一些单位，觉得可以用木头来代替金属，制造木质桨叶。”

岳劼毅有点惊讶：“木质桨叶的强度够吗？”

马明德说：“关键要选最坚硬的木材，还要有一套特殊的加工工艺。”

唐铎说：“马主任这个设想是另辟蹊径，不错啊，系里再研究一下，为你们当当参谋。另外，你们还有什么困难，也及时提出来。”

从来不向领导提要求的马明德，这一次不客气了，他说：“主任啊，我缺人手，能不能给我调几个手艺好的老技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