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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债,解放后没有现行活动。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来的?从哪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
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晚上汇报,在看守所遇见了邱明瑞。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找来的。1948年我与他一块由吉林到长春,1949年他到公安局感化所,以后便把他释放了。在社会上努力立功赎罪,但是这次也把他逮捕了。我心想,特务分子释放了也要抓回来,这是政府搞的欲擒先纵,这样几出几进,人的精神备受刺激,莫不如索性不放,到时候彻底放。押一个时期,放出去,过一个时期又抓回来,这也许是辩证地处理问题。
我问邱明瑞,与他一起释放的,立功赎罪较好的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在哪呢?
“还在长春,他大概没有来,没看见。”
我心想,陈哲与我们从吉林到长春,表现得不坏,我被优待,住另一个屋子之后,他们七个人在一个屋子。翟丕翕有一个金戒指藏在身上,企图到必要的时候吞了自杀,陈哲揭发了此事。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同时,他不是军统,又是自首,所以,这一次没抓来。
第三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
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月12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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