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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5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