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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周公。据《尚书》和后来的许多儒家著作讲，由于成王仍然怀疑周公，引发了天怒。一年秋天，在庄稼成熟还未收获的时候，天突然刮起大风，雷电交加，田里的庄稼全部被吹倒，连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全国上下一片恐慌。

成王认为天发怒，是由天下人事关系的异常引起的。那些制造流言的家伙，这时又在成王耳边说：“天变是不是警告您，要防止周公篡权？不然，怎么这么厉害呢？”

听了流言，成王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打开收藏中央文书的金匮，希望从中找到对付周公篡权的方法。

但在金匮中，成王却意外地发现了武王生病垂危时，周公祈天，请求自代武王的疾病的册文——克纣次年，武王身体不适，群臣恐惧。周公于是以自身为质，设立三个祭坛，面北站立，捧璧持圭，向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愿意用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第二天，武王的病居然就痊愈了。

成王这才知道，周公对王室的忠诚是丝毫不用怀疑的。他请来周公，诚恳地说：“叔父，你一直尽心勤劳王室。小子我年幼无知，听信流言，以致引起了天怒，请叔父原谅我。”

后来又有人说周公的坏话，这次周公没办法，只好逃亡到了楚国。好在成王又看到自己生病时，周公写给河神的那则祷文，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之后，成王也变得成熟起来，再也不怀疑周公了。

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宗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宗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示对周公的无比尊重。

成王执政后，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了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

周公思想：

周公曾经协助武王推翻商纣的统治，深知纣王亡国的原因，因此十分崇尚廉政爱民，主张“明德慎罚”。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后的大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武庚等的叛乱，让周公觉得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把其分封给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周公把弟弟康叔封派到商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建立卫国。

周公告诉康叔封，如果有人造反，就要坚决镇压，“假如当政的人不对罪犯实行惩戒，上天给我们的法律就会紊乱废弃。我们应当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去惩处那些不可宽大赦免的人”。但是“执行刑罚要慎重。人有小罪，如果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坚持不改，其罪虽小，不可不杀；人有大罪，如果出于一时过失，不坚持错误，不顽固到底，能自首悔罪，无所隐瞒，其罪虽大，也可不杀”。

周公还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公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安插在全国各个重要据点，这样周王室就处在一个安全的屏障之中。而一系列大小奴隶主则构成了周朝统治全国的基础，也组成了以王室为中心，包括许多诸侯国在内的统治体系。同时周公还向诸侯和周朝人民灌输“仁”，“孝”等思想，以安定民心，为此他创立了礼乐典章和法制。他制订的刑法明确规定：诸侯、公卿犯了罪，也要绳之于法——这是说上自诸侯，下至家族之长，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只是一味作威作福，不奉行天子的旨意，作奸犯法，也都要加以法律制裁。《尚书·吕刑》指出，一切审判人员必须公正无私地办案；倘敢违反，贪赃枉法，则严惩不贷。周公认为一切枉法行为，不外是五种情况：官官相护、报恩报仇、人事关系、收受贿赂、人情请托。不论是这里面的哪一种，失职枉法的法官，一律惩处。而且惩处的方法是：“即以其人之罪罪之。”就是说，该案该判什么罪，就给这个枉法的法官判个什么罪。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奠定了中华法系治国的基本理念。

针对商朝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周公德治”的理念加以改造，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

他提出：“天命不常”，“天命”是和“民情”联在一起的。因为上天评判一个天子善恶有道与否的唯一根据是“民情”，而人民是最痛恨商纣王那样穷奢极淫、贪酷残民的无道之君的。而人民的喜怒就反映了上天的喜怒，因而统治者必须“以德配天”。周公认为，天子应率诸侯百官，首先是天子自己，务须象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即所谓“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