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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铁杆支持者。每逢埃弗顿队与利物浦队德比大战的日子，她们家都会把自己的房子粉刷上蓝白的条纹和标语。我母亲的父亲威廉·莫里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在金属盒公司工作，曾经是南波特的半职业足球运动员。母亲的兄弟们也都是运动员，她哥哥比利就曾为克洛斯比的一个高水平的非联盟俱乐部“海洋队”效力过，后来又出国到澳大利亚，成为墨尔本绿溪谷队的半职业球员。运动员生涯结束后，他仍然居住在那里。她的另一个兄弟文森特拥有一顶英格兰15岁以下学生代表队的队帽，虽然就那么一顶。当德比大战的日子莫里一家把房子粉刷成埃弗顿色时，她的兄弟们也会把自己赢得的奖杯和奖牌摆满前窗。我母亲也是个运动好手，她喜欢跑步、无板篮球和跑柱式棒球，是学校代表队的成员。她总是对我说，国家集训队曾经把她的名字写进了大名单，但是她没有去。我想，可能是她不喜欢那样的生活吧。她16岁就离开了学校，没有拿到任何证书和学位。但她通过一个青少年培训项目学习了一年的打字。她本想以此成为一个办公室职员，但却未能如愿找到工作。不久，她就遇到了我父亲，那时她17岁，父亲20岁。当时他还是个充满激情的拳击手，作为体能训练，经常绕着居民区跑步。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途经斯托灵顿大街，路过我母亲家——虽然他现在常开玩笑说他从未全速跑过。不管怎样，终于有一天他们交谈了……他约她出去了……就这么简单。六个月的约会后，我母亲怀孕了。这可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原本已经对生儿育女不抱希望了。我母亲在六岁的时候，曾经患过严重的肝炎，并由于肝肾感染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因为这件事，她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怀上孩子了。当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她母亲的时候，全家人又惊又喜，我外祖母甚至径直跑去教堂祈求她们母子平安。那时，我父母还都住在各自家里，直到知道母亲怀孕七个月之后，他们才在石桥巷89号的政府公屋里租了一间卧室，那里也就是我的出生地了。我对那个地方毫无印象，现在那儿已经变成一家戒毒康复中心了。我1985年10月24日生于法萨克雷医院。我提早降生了三天，生下来的时候八磅六盎司重。我的全名是韦恩·马克·鲁尼，马克是家族里的名字。在我的出生证明上，父亲的工作一栏中填写的是青少年辅导员。他亲历了我的出生，他告诉我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妈妈则喜欢描述我刚出生时的样子——蓝蓝的眼睛，浓密的头发分为三种颜色：一些金黄的，一些黑的，其余颜色都跟老鼠身上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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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快乐家庭（2）

一直到我17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才正式结婚，而那会儿我母亲已经又一次怀孕了。婚礼没有在教堂举行，我想，牧师可能不乐于见到一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并且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新人。因此，那是一个在地方婚姻登记处举行的婚礼，时间是1987年3月21日。他们举办了一场150人的礼节性招待晚宴，地点就在一家名叫布莱沃徽章的酒吧楼上。宴会的费用他们可负担不起，钱都是由我祖母出的。我母亲照顾着孩子又怀着孕，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父亲那个时候是个干体力活儿的，一周挣120英镑，当然，那种条件下他们根本没法去度蜜月。我的弟弟格雷姆1987年10月15日出生了。他的全名是格雷姆·安德鲁·夏普·鲁尼，格雷姆·夏普是埃弗顿队的前锋，一位我父亲非常崇拜的英雄。那时，他心目中还有一位英雄是同样为苏格兰代表队效力的安迪·格雷，另一个蓝色传奇。

我的第二个弟弟约翰是1990年11月17日出生的。我觉得母亲也很想要个女儿，但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他们没有在这件事上继续努力。1986年1月，父母从那个只有一张床的公屋里搬了出来，新家有三间卧室，是位于阿米尔大街28号的政府公屋。我们在那儿住了12年，它几乎承载着我所有的童年记忆。那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楼后有一家吉姆青少年俱乐部，我父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俱乐部里有一个柏油碎石铺成的五人制足球场，我特别喜欢翻过后墙到那里去玩。四岁的时候，我被送进了石桥巷幼儿园，不过，我对那儿没什么印象了。妈妈倒是记得很清楚，她说运动会那天我参加了所有的赛跑项目，甭管长跑、短跑，还是拿勺子托着鸡蛋跑，统统赢了。①埃弗顿队和苏格兰队的传统队服都是蓝色。

我母亲是个非常好的大管家，尤其是在保存家庭资料方面。我和两个弟弟所有的成绩报告单、证书和正式文件都被她妥善存放在了塑料文件夹里。母亲收藏的我的第一份成绩报告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