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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力量还在于“我”的自觉性,努力保持“我”的信念、操守不与自身的真实生存相脱节。“我”是公务员,但不因此而丧失观察与批判的热情。《九曲黄河》《青片河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流淌》《霜风吹过扬州》《雪地上的甘州》等等,或说整本作品是“我”在历史的静穆中释放对现代生活的敏感。历史的巨大寒意,没成为“我”的消极力量。“我”从视觉开始,进而动用身体的所有知觉,打探现实与历史的信息,搜寻那些破碎的图案,再依据自己的逻辑对它们整合。“我”并不是为一个消费时代做一些文化点缀,而是坚持逆流而上,以“我”自身的方式加入社会责任、集体认同、政治姿态、道德力量等碎裂与混乱中。耳闻目睹,考验“我”的判断;披书阅卷,诱发“我”的想象。哑言的历史无法复原,但当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对接,就产生许多虚虚实实的感知。感知微妙,便可泼墨成文,便可讨得灵魂的唏嘘与宽慰。
他的这些文章尽管表现着温婉,但我们还是看到他在严肃地告诉读者,现代生活中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靠,它从来都是,也应该是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他明显地从已知向隐秘的未知迈进,因深知其人再读其文,顿觉意外。
陈霁之文令人意外,他的文章不唯有“我”,而且这个“我”拒绝权力——话语的权力,“我”所说的一切不是为了祈使、说服,不是为了谋取身体、声音和意义的优势,仅仅是,这个书写者有巨大的兴趣——“作者痴”——去认识自我。然后,“我”被勘探和被发现。在一种庸人逻辑中,“我”注定狭窄,但只有缺乏自觉的庸人之“我”才是狭窄的和乏味的,一个“我”在睁眼看他、怀着热情和勇气走向他的人面前必是广袤的原野——需要一张地图,这张图是精神的证物,它见证一个人在大地上的移动,也见证一个人内部的丰沛富饶。
陈霁散文论(1)
陈霁有一部散文集叫《诗意行走》,贾平凹写的书名,影响很不小。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他的作品研讨会。我在会上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也都有每个地方的特产,像他所在的绵阳,我就想到长虹电器。那么另一个特产就是出了一个作家陈霁。陈霁不仅在当地有名,在四川省也该是占据着主流散文家的位置。陈霁散文厚重大气,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金量和很深的精神刻度。实际上他已经走出了那个诺大的盆地,在全国的范围内鼎足而立。陈霁不久前还是一家报社的老总,同文学还是相沾的,而他过去大多数时间所干的工作,却离文学很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地历炼了自己的文学涵养和文字功力,以至在很早就打好了文学的基础。尽管陈霁长期地干着机关工作,却乐此不疲地奔跑在文学的大道上,之所以说是文学的大道,是因为有人把文学比成了一条小路或者是独木桥,在这里挤的人很多。很多的人也没有挤出个名堂。而陈霁可能只是走了很短的一条小径就直奔了阳关大道。
陈霁的文章,无论长短,总能让人一口气读完,他很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下笔用劲,让人一进入就会兴趣无限,深入地读进去。陈霁善于找题材,抓细节,不会浪费笔墨。他去一个地方尤其是不常去的地方,都会对那里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留心在意。比如他去西部,他就写出《飘雪的兰州之夜》、《雪地上的甘州》、《醉眼朦胧的西宁》、《康巴高原》、《天山那一路心跳》等。他去江南,一路上写出了《杭州问茶》、《多伦路上的上海》、《霜风吹过杨州》、《一个人和一个小镇》等。这些都是同他的生活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越有距离,感觉就越好。比如他在《扎巴姑娘的闺房今夜为谁而开》中,写到奇特的走婚方式,小伙子们把在夜晚爬上碉楼视为命定的答卷,答案只能在姑娘的闺房里解开。他抓住具体情节,把一篇短文写得很精致。结尾收得也很漂亮:“漫长的岁月里,美丽如花的扎巴姑娘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优胜劣汰,把足够的强健和勇气迎进闺房,为一个弱小的民族繁衍希望。” 比如他去上海,想到了多伦多,就去走上一圈,找个咖啡屋小坐一场,也就有了《多伦路上的上海》。他带有着一种异样的感觉,想到了旧时曾在上海的一帮子文人的活动与写作,结尾处让一个袭一身黑衣戴一顶圆顶小帽的女子,随着楼梯的轻轻响动缓步出现。“我蓦然一惊:这该不会是张爱玲吧?”使文章一下子具有了情景性,同时也增加了感染力。他去西宁,在互助的地方喝了一场酒,酒是互助特曲,歌是花儿,使他有了瞬间的感受,在《醉眼朦胧的西宁》里说美酒和花儿加在一起,一定是会醉上个昏天黑地。陈霁抓住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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