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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最具有延续性，书传记载至于五六千年，新生之人只要能稍知文言之技巧，便能通贯四五千年历史故实网罗心胸，和凡人目见耳闻限于寿命只得三五十年相较，真是神鬼莫测之功。

乃至始皇一统以来，士儒严夷夏之防，申彼我之见，存贱视之心。一至晚清西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乃不能不平视之，自察为般般不如，又不得不仰视之。这种情景和四灵衰亡如出一辙，二三学者又鼓吹废文言、弃文字、自绝于历史、人文，其势非至于亡国灭种不可。

新生之人不能通观历史，囿于三五十年的所见所闻，便以为古史尽是专制黑暗，一无可取，视吾夏人文为天然不如，从此永持一仰视之心以对西人，可哀可痛，更不待言。

试想中夏之种族文化，若与美洲印地安人相类，应该亡种了吧，若与印度、高丽、安南、缅甸之流相若，也要亡国了吧。中夏之所以不亡，难道是西人特别怜念于我，于我大发慈悲、德善之心吗？

三界之中强权与公理同在，必是强权不足以威服，才会诉诸于公理。中夏之不亡，实是其文化土壤还能诞生英才杰士，相与维持的缘故。

世人往往重创发而轻因袭，却忽视了学习、模仿亦是一种重要的本领，孔子不是说了吗？‘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举一隅不以三隅，则不复也’。

且中夏社会与政治息息相关，政治环境永远在变动当中，不趋于好，即趋于坏。结果便造成王朝更替，循环往复。近代有闻人说，“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这一段话乍听来似乎正确，细较起来却全然不对。首先这话根本否定了史家的品格，视作史的都是谄谀狭隘的人，无非显得说这话的人轻浮无知罢了。

文文山《正气歌》中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前者说的是齐国大夫崔杼弑杀庄公，太史秉笔直书，被他杀掉了。太史的两个弟弟接着记载，也遭了毒手。末一个兄弟又坚持来写，崔杼才无可奈何的罢手。当时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全家都死光了，便带上竹简来完成这件事。后者说的是晋国赵盾之弟赵穿弑杀灵公，史官董狐认为赵盾身为正卿，应负责任，直笔书之。

这两位史官都是作史的本朝人物，一个兄弟骈死，前赴后继，一个不苟且取容，直笔明罪。又何只是不肯恭维当权呢？至于司马迁上接黄帝至于汉武，遭罹宫刑，不稍迁就，著成信史，照耀尘寰，谁人不知？

中夏素有私家著史的传统，虽然自班固断代为史以后，官方开史馆修史成为风气，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大都是在易代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本朝人著本朝史’，至于限于网禁不得不用曲笔，也可以通过史料互证明其是非。这也是封建归于一统专制加深，势不能不有所避忌。

二十四史固然良莠不齐，从体例到史法多有缺憾，但它只是渺如烟海的史料中一小部分，且能流通千百年至今无可替代，至少说明其记叙的历史大体可信，而非以私意纵横其间。

明白这个道理，便可知朝代长而好人多并非因恭维曲饰，朝代短没好人也并非是蓄意诋毁。恰是因为一个时代好人多、较有气象，朝代才能绵延长久，反之，一个时代没什么好人，朝廷如何能够维持？

倘若我们肯将历史仔细观察，不难看出治乱相循的脉络。阎浮世界由阴阳两仪之力相互作用，见于政治社会，便是建设力和破坏力，两种势能相互抵触从而造成一治一乱的局面。从汉兴至隋亡，唐兴至元亡，明兴继起每期大约有七八百年，正与夏商、周秦之运数大致相符，中经几度振作，史称治世，建设力不敌破坏力终至于一种惨绝人寰的局面，譬如商之纣王、秦之二世、隋之炀帝，元之末世，时人以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可谓沉痛。

第199章　恶有恶报

所可注意者一是政治之极端败坏常至于遭受异族入侵，节节败退，两晋之于五胡，两宋之于契丹、女真、蒙古，明末之满人，清末之西人，历历可证。同时在破坏力凶恶万状、生民劳苦方深的时候常能激发起补救气运的人物，不论一身志业成败几何，皆足以不朽，且能得到后世相当的尊重。譬如：诸葛孔明，文文山，张苍水等等，真可谓千古皎然，永志难忘的。

吾人若能以此种眼光观察，可知汉、唐、明三世以来，中夏的处境确是每况愈下，常患振作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