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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张震亲眼目睹了五大三粗的“蜜蜂”、“蜜枣”们如何将协盛里对面弄堂的家伙们一一摆平。
那是夏日将近七点的时候,太阳早就下山,但天色还是一片火红。临街的西瓜摊上一声一声的沙哑叫喊:西瓜要吃杀拉里甜个来。
张震匆匆地就着咸菜毛豆、糖醋咸带鱼吃完晚饭,急着下楼去“站岗”。
弄堂口,他看见有人到协盛里来找麻烦,这些人刚好是与协盛里始终过不去的对面里弄的家伙们。不知谁去“通风报讯”,无多时,只见肌肉鼓突、相貌狰狞的“两蜜”拍马赶到,他们对着前来寻衅的家伙喝道:“啥人有魄力跟我单开?”
没有人有这样的魄力。
“没魄力就帮我到角落头去立好。”“蜜蜂”杀气腾腾地叫道。
前来协盛里闹事的几个家伙乖乖地站到了画有毛泽东像的墙壁下,他们在那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
协盛里的后生们感觉简直爽死了,但张震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最初的快感之后,他对这种野蛮的做法没有多少兴趣,或者说根本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是自己家中的那个世界,当尤大宝的埃尔令舞厅已在红卫兵们的青春冲动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有兴趣的是照相艺术。
张震的家是在协盛里某个假三层中。十六平方面积,一分为二,前面十一平方,后面五平方。五平方房子上面有个老虎天窗,常常,这个东风中学的学生会透过老虎天窗眺望60年代的天空,看天空中不同形状的云彩和云团,看鸽子在透明的空气中美妙地滑翔。常常地,他会用一大块黑布把老虎天窗整个地遮蔽起来,这个时候,是他心潮最为激荡的时候,因为他平日用海鸥120相机拍摄的照片就在这时一一还原到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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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2)
张震总是要忙乎一阵子的:自制的暗箱,一块难以忘怀的磨砂玻璃,一个红灯、一个白灯用来控制曝光的时间,以及在黑暗中发出“哗哗”声响的定影水、显影水。没有上光机,就只能因陋就简地将在定影水中漂洗过的显影纸放在一块玻璃上,然后用橡皮滚筒将显影纸一一压干。
一个他所捕获的世界现在清晰地出现在了面前,这个世界与红卫兵运动截然无关,与大字报、大批判截然无关,与“蜜蜂”、“蜜枣”们也截然无关。它们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物,是与大时代情绪也许格格不入的张震个人的心理感受。
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将蒙住老虎天窗的黑布挑将开来,猛吸一口老虎天窗外的清新空气而遐想好久。
“革命”继续地排斥着我们的彭寿康,而彭寿康则继续地不在乎被“革命”排斥,继续地在六十年代末的上海各个无线电商店转悠着。他来到浙江路、福州路相交处的上海少年科技商店,他前往遥远的复兴岛边上松潘路无线电商店,他更经常地在南京东路与河南路相交的大庆无线电商店盘桓,在这些无线电商店中,他稳健地成长为一个六十年代末民间社会的时尚分子。
时光在革命者的咆哮与逍遥者的闲情中缓慢地度过了。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尚分子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结婚从而完成生命的再次延续。
在一个“哈日”、“哈韩”的青春男女永远不可想象的物质超级匮乏的时代里,我们的彭寿康凭着一张结婚证明侥幸可以得到如下东西:
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一只方台,两张床架,两把椅子,两只脚桶。
彭寿康还想要一台收音机,他还想要一点比物质生活更微妙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尽管结婚证明不能给他以丝毫帮助,但这难不倒彭寿康,在1976年,时尚分子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新房中放上了一台落地音响,仅此一点,彭寿康就让他身边的男女惊讶不已。
也是在1976年,彭寿康在无线电制造上的知名度已经在他的圈子中大大地泛滥开来,同事请求他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天,彭寿康调休在家为同事调试收音机,突然地,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沉重的哀乐声,随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无比悲哀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不幸去世。
逍遥主义的彭寿康十分震惊,他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情景:当他拧大了无线电的音量,在他长阳路街面房子下面的22路电车站头上,电车不再开动,乘客不再上车,人们全都惊恐地抬头看着他家的窗户,听着那里传出的悲怆声音,一脸的恐惧、不安和伤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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