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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咖啡馆，化上1元5角，要上一杯小壶咖啡加两块蛋糕，慢慢地呷着咖啡、吃着蛋糕，随后沉浸在只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中。

那些日子，他感觉着〃金钟〃的明亮和〃喜来临〃的优雅，他尤其喜欢〃马咖〃中的那份嘈杂和混乱，这份嘈杂和混乱给了他一种安全的感觉，此外，在那里他还能得到许多信息，是70年代的“小道消息”，它们中有的来自当年神秘兮兮的《参考消息》，有的则来自坊间的传闻。

多少年以后，但尤大宝的儿子已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某天送了一只电子咖啡壶给父亲，尤大宝尽管理解儿子的一孝心，然而他对电子咖啡壶没有任何感觉，对尤大宝来说，电子咖啡壶太没有趣味了：既看不到蒸煮咖啡时白雾缭绕的景象，也闻不到咖啡煮熟时那股让灵魂眩晕的浓香，而没有了这一切，也就没有了生活，没有了生活中最本质的某些东西。这是尤大宝的感受，这份感受源自1967年，源自一个“###万岁”的时代。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1）

彭寿康与张震却不是“小开”。某种意义上，他们永远达不到尤大宝在生活上的那份审美境界，但在遥远的1966年，在###笼罩的岁月中，他们与“小开”尤大宝一样地有着自己的青春冲动，更有着六十年代的时尚追求。

1966年，彭寿康还是上海某纺织中专的一个学生。与所有的学生一样，他必须面临这个时代的重大选择。但他几乎无从选择，因为他差不多是一个“黑五类”或“黑七类”的子女，由于彭寿康的父亲的地产超过商业财产，因此，他的成份就不幸地被定性为“地主工商”，这样，彭寿康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大时尚之外：以革命的名义扫荡一切害人虫。

生性闲淡的彭寿康没有过多伤感，更没有如同当年许多“小开”那样对自己的家庭进行破坏性的冲击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假如时代不容许他追求“造反的时髦”，他可以追求“消遣的时髦”，他称自己为“隐士”。

“隐士”彭寿康把玩的是那个时代青年最向往的时尚：无线收听技术。

早在1964年，当革命的大潮还没有将它的涛声凶猛地送来时，在当时一个日本工业展览会上，彭寿康就看见了带有耳机的单管半导体。他惊诧不已，同时，渴望能够凭自己的能力也做它一个出来。

1966年至1967年，彭寿康将父母给的全部零用钱节省下来，用于购买单管半导体的零件，购买线圈、矿石、胶木板、铜铆钉以及耳机，这些东西中耳机最为昂贵，一付耳机的价位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彭寿康一直还记得他是怎样爬到长阳路的三楼屋顶，一边清晰地听得脚下瓦片被踩裂的声响，一边听着远处不时传来的高音喇叭的嚣叫，他无心旁鹜，只是将全部青春的激｜情用于矿石机天线的安装，用于如何与另一个世界的沟通。

“隐士”制作矿石机的技巧在迅速地提高，他从单管机着手，很快地便不满意单管机只能使用耳机而无法放音；两管机完成之后，他亦不满意灵敏度还是大有问题；一直到四管机制作成功，我们的“隐士”算是大出一口气。照例还有六管与八管，但阶级成份始终大成问题的他适时而乖巧地放弃了对六管以上半导体的追求，因为六管半导体的灵敏度使他不仅可以收听到浙江、江苏等地的广播，也让他可以收听到短波中的“###”，以及台湾那边“###弟兄们”的其软无比的女人之声，“隐士”彭寿康不愿招惹是非，与“小开”尤大宝一样，他可以逍遥地看待这个动荡的世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憎恨或破坏这个世界。

当“隐士”彭寿康在自己的半导体领域一路高歌而去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张震也正在自己的老虎天窗下激荡着生命。

张震居住在协盛里。

1966年夏天，这个上海东风中学67届独苗，这个喜欢文学、几何但绝对不喜欢英文的男生，经常会在午饭或晚饭之后，来到协盛里弄堂口，与其他一些人们聊天。他和聊天的人们一起称这个为“站岗”，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别的说法。

张震总是静悄悄地观察四周，他不会“配模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单打独斗）也不敢“配模子”，他不会“车拉三”（与城市放荡女孩调情）也不想“车拉三”，他敏感的天性只是用来观察自己的四周而已。

他知道距协盛里不远的建国西路上的新新里，一个叫“蜜蜂”一个叫“蜜枣”的两条江湖汉子，正以他们的勇猛、骠悍不怕死而横行于1966年的合肥路、建国路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