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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富人的收入，而对穷人的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全球化同时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收入，但穷人的收益的提高幅度不及富人；全球化提高了穷人的收入，其比例超过富人的改善程度。第一种情况肯定是糟糕的，前三种情况都肯定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后两种情况的发生则都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这样的可能：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而是全球化与拒绝全球化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全球化可能有助于提高全球化的参与者的收入，而拒绝全球化却导致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可能伴随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是其对立面所致，因为某些国家拒绝（或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因此，我们在如下的讨论中要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广义的人类福利水平在提高吗？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中的人口的比重是否有下降？如果不平等有所扩大，是不是因为富人在获得好处的同时牺牲了穷人的利益？是全球化在危害穷人还是拒绝全球化在危害穷人？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起点，从经济增长开始。

经济增长与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是世界银行驻印度的高级经济学家，那段时间是该国独立之后经济最困难的10年。在早期的通过内向型发展模式刺激经济增长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停滞了，其结果导致数亿人陷入了毫无希望、没有止境的贫困。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著名的悲观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克（Paul　Ehrlich）把这个国家从整体上否定了。３作为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在印度当经济学家是很有意思而令人惊讶的经历：如此常见的贫困、如此巨大的沮丧、如此盲目的自满。但我当时就坚信（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走向正确的政策改革道路，这个庞大的国家完全可以启动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贫困。因为没有哪条铁律规定，印度的真实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只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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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3）

自那些不幸的年代以来，印度从两方面的革命中取得了成果：绿色革命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自由化革命也随即启动。在拉吉夫·甘地领导下，政策改革一开始显得很犹豫，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1991年由于严重的外汇危机而促成了改革的〃大跃进〃，那是由印度最杰出的官员、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指导下完成的。逐渐地，印度放弃了伪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的控制模式，转而为个人、企业和市场服务。结果在1980～2000年间，印度的人均真实GDP翻了一番，滞胀也已经成为历史。

印度不是唯一的增长榜样，它甚至还远远落后于更加充满活力的、自由化步伐更大的邻邦……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那里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了400％。应该记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之和占全球的2/5，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总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取得了高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3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从1975年到2001年，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1％）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5。9％，南亚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则是2。4％。从1990年到2001年间，东亚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5。5％，南亚的速度则提高到3。2％。

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和占世界人口比例如此大的人群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提升。从1975年到2001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2。1％，从1990年到2001年，则仅为1。7％。这段时期出现了部分的收入趋同：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收入，与最富裕的国家相比，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马祖尔和许多喜欢他的人们犯了常识性错误的坚实证据。全球化并没有加剧而是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批评者们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巨大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不是一直都在扩大么？的确如此。世界上主要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是也在拉大么？也的确如此。那么，全球的不平等状况怎么可能得到改善呢？借用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来说，〃是增长，傻瓜〃。拥有世界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