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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迫地区，处于越南战争、种族骚乱、水门事件、经济滞胀、油价冲击的时期，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常常让今天的我们想到不健康的迪斯科和更加糟糕的发型，但它同时也是“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找到了观众的时代，他们一起回应着简单的怒吼：没有前途。“当美国正趋衰落时，”一名原“西风”成员后来说：“我们在冲浪。”当然，人们也可以在一个中产阶级聚居地的郊区感到束手无策……正如坦普尔顿和他来自破碎家庭的朋友们那样。

叛逆的真正吸引力不仅仅在于个人主义：自力更生能够打败这种无助。另外，因为担当着真实生活的典范，滑板运动者们被描绘成从空白中创造出什么的人……并且这样做的同时，并没有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脚踏滑板的叛逆者体现了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加入就是超越

当然，以上只是现代生活基本不安的一半。另一半是想要成为某种更大的团体中的一分子。对滑板叛逆者的大多数讨论并没有着重于这一方面，这似乎是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但它的确存在，而且至关重要。

当营销人员谈论着现代消费者彰显个性的愿望时，他们其实在奉承和迎合我们，并且使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个性的相反面是：顺从。这是可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像20世纪50年代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的着名小说中那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或者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顺从者，就像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他同一时期的小说《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所表述的那种被社会压制了个性的人一样。

正在进行的抵抗灰色法兰绒文化现象中比较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问题，它早就消失了。正如作家埃伦·霍特（Alan　Ehrenhalt）指出的，组织人“将开始的错当成了结束的”，也证明了什么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族凝聚力的最后行为”。事实上，怀特所描述的从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这几十年来全社会的“团结”，这其后跟随着几十年的不团结。在2000年有影响力的书籍《独自玩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自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明显减少。他是这么定义“社会资本”的：“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和互惠的规范，以及从中产生的信任度。”他认为有用的社会资本网络，如民间团体和其他形式的传统团体，是生活在20世纪的美国人的中心……从教师…家长协会，到以打扑克为主形成的邻里关系……已逐渐萎缩并消失。就在《独自玩保龄球》的第一页，某服务组织的全国会员主任简洁地总结了这一切，“现在的孩子们，”他指出，“根本不参加社交活动。”

与此同时，崇拜个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虽然每个时代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是那种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着社会团体的东西……像终身雇用、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等……正在悄悄地消失。我们现在知道可以期待的变化不只是工作，还有职业，而且可以变化很多次。我们大多数人即使想要成为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也无法找到一种方法来达成。

第二章　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稻草人（4）

这使我们又回到埃德·坦普尔顿。在我2005年第一次采访他后不久，我去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艺术馆，去看他的一些艺术作品和摄影作品。通往那里的道路非常干净、整洁，表明这是环境得到治理的郊区。当我进入博物馆时，很难错过和这种让人舒心的整洁极不协调的，巨大的、对抗性的壁画，它是为流行文化作宣传的传奇街头艺术家谢·费尔雷（Shepard　Fairey）的那种风格。当时是晚上8点30分左右，庞大的停车场几乎被停满了车。当时正是名为“输得漂亮的人”的展览的开幕舞会，博物馆的大厅里挤满了人。

“输得漂亮的人”是拒绝迎合主流商业的一个杰出典范。画廊前面展出了一些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坚乐队黑旗（Black　Flag）的专辑封面；玻璃柜中展示着几十本手工制作的专业爱好者杂志。画廊的后部，100个滑板被排列成行，一直达到9�14米高处的天花板，上面的装饰不仅出自艺术家（如费尔雷）之手，而且还出自几位成立非法滑板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