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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中人性化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空间可能是一方面，但更多的也许是不同的视角，也许这是凤凰的独特之处。我觉得如果说凤凰一直以来跟其他电视媒体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凤凰有时候更人性化，或者是说在一些哪怕是特别理性的思考的节目当中，也能夹杂一些感性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有一种特别平等的视角，用平等的对话来讨论任何问题。我们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我们就是媒体，就是采访者，无论你是官员也好，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平民百姓也好，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

记者：每期节目都亲自参与，有时候还要遭遇到很多阻挠，你觉得这种辛苦值得吗？

曾子墨：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苦啊。要说苦的话，我觉得晓楠比我苦多了。其实我们俩出差的状况比较像，就是说持续的要出差，而且出差常常是到一些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会有至少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拍的时候，而她好像每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而且她偏远的程度比我远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她真是挺不容易的，坚持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我们会通电话，聊聊比如说从节目的选题到工作的状态等等，就会很有共同语言。

记者：很多人喜欢把你和晓楠作比较，你们各自的节目选题上也都是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你觉得你和她的个性分别在哪里？

曾子墨：因为晓楠是做《冷暖人生》，所以她是人性化的，而我们可能更偏重理性的东西，我们会讲一些故事，或者是说这个事件当中的主人翁，或者是主角有一些人性的东西我们也会展现，但是更多的话我们是想带给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呈现之后大家思考，我不会替你思考，但是我会偏重理性的问题，理性的东西多一些。

记者：当你来到采访现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份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主持人？

曾子墨：当然是记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是一个调查者，因为我做的是调查类的节目。但我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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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4）

记者：选择做《社会能见度》这样的节目后，可能会比别的人更容易看到社会一些不如意、不公平的方面，您现在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

曾子墨：我觉得现在我会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以前我可能就觉得中国社会其实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大家生活得越来越好，不能说无忧无虑，至少丰衣足食等等。后来意识到，中国13亿人口，绝大部分不是那样生活的。有不公平也好，各种事情也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做到绝对公平，中国至少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今天至少这些不公平可以被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把它展示出来，在屏幕上给大家看，这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只要看着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朝前走，你就会觉得有希望。

今天不好，或者曾经有过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是说你一直持续了这种状态，那就很可怕了。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比起一两年前来在进步，就很好了。现在这么多矿难，隔一个星期就有一个大的矿难，我觉得矿难非常可怕，非常悲哀，但是现在通过媒体告诉大家矿难在发生，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度在解决，你就会觉得是有希望的，让大家知道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社会能见度》能够存在，做了一年了，还让它继续存在在这个屏幕上，既是来源于我们老板的宽容和理解，同时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宽容、理解和进步，能让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一种进步。

至于对我来说，今天会更有心情去感激生活当中拥有的一切，尤其是去了一些地方看了一些人的生活，对比之后更加有感激之情，过去我可能不会这么感觉，想都不会想。今天我觉得其实人可能是有命的，比如说我当时去了艾滋病村，我就想说，如果你出生在河南的某一个农村里面，无论后天怎么努力，无论天资多么聪明，％其实是根本没有机会的。也许你在5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你在无形之中也感染了艾滋病，而早期的时候，不像现在，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你的一生也就此注定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觉得真的命运之中有一种安排。所以今天当你拥有了这种幸运的时候，首先应该特别感激，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在身边，至少在你的节目走过的地方，看到能帮的人，就尽量帮一把。我觉得上帝并不是能够救助每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了，你在身边见到的，能做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