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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当艾滋病村的病人冲上来抓你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危险吗？

曾子墨：哦，那次，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和摄像樊庆生，还有一个志愿者陪着我们，在艾滋病村采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一些人就来干涉了，他们带来了一个不明情况的艾滋病人，那个艾滋病人上来就动手了，抓住我们的志愿者，推推搡搡的，想赶我们走。其实这个时候按理来说我应该上去劝阻一下的，因为志愿者都挺不容易。但是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摄像开机拍，但是不能明目张胆地扛着拍，只能假装把机器提在手上拍，所以在电视里播出来的打架的场面就是从很低的角度向上拍的。我觉得我挺对不起我们摄像的，如果当时被人发现了的话，他会受到攻击的，但是当时我好像没想到那么多。拍了两三分钟，我觉得够了，我就上去劝架了。回来剪片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的编导对我说，我上去劝架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娇滴滴的声音，我说：“大叔您别打了，您休息一下，消消气。”在做片子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声音剪掉了，但是当时听起来感觉特别好玩，因为那是在那样一种场景之下。我记得我劝架的时候，那个人很凶地回头，冲着我大叫，喊着说：“你躲远点，你再来就打断你们的腿。”可是我当时也不觉得害怕，我就觉得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曾子墨（3）

记者：他是艾滋病人，被他抓破的话就会感染艾滋病，你真的不怕吗？

曾子墨：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法制社会，而且我觉得这种时候女孩会比男孩有优势，再怎么样的人，都会对女孩好一点点。

在艾滋病村那次，后来他们把我们的架子拿走了，但是机器还在我们身上，最后我劝了半天，终于把那个病人劝开了。就像你问我的，当时害不害怕，我当时没害怕，我当时就觉得志愿者是陪我们来的，不能因为我们受伤或者怎么了。我记得那天特别热，到处都是土，没有树，我们三个人走了好远的路才走出那个村子，坐了一个农村的小蹦蹦车，走得特别慢，花了好多钱，才给我们带出那个村子。

说到我们做片子的苦，我特别想要感谢我的摄像樊庆生，他跟我合作了两年半，我的所有片子几乎都是他拍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凤凰最苦的摄像之一，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题材是在相当艰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从不抱怨什么。有一次在重庆郊区，需要开三个小时的车，爬一个小时的山，他不能爬山，不像我，因为我老运动，但他毫无怨言和我们一起爬山。还有我们的编导也很不容易，有的编导一看就像刚毕业的女生，很文静的，但是做片子的时候特别能吃苦。

记者：你怎样看待凤凰卫视的话语空间？你感觉到这种空间的存在了吗？

曾子墨：凤凰有空间，但是这些空间要看你如何把握，而且我是希望我的节目不仅仅立足于这个空间，还要能有别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仅仅立足于一个空间的话，这个空间不是你能决定的，一旦这个空间没有了，你的节目怎么办？或者说一旦没有了这个空间，你就存活不下去了。我反而更多地希望节目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烙印，比如说一些更加凤凰的特色，比如说当我跟晓楠相比，她是更突出人性的东西，而我的节目更强调理性。我们的选题跟国内的一些电视台撞过车，在做《财经点对点》的时候，我们关注过四川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在德阳因为被冤枉而判了刑，现在出来了，但是被没收了资产。当时国内的媒体也去了，他们的资源比我们丰富得多，他们进监狱去采访当事人，是拿着正式的公文去的，而我们是偷着跑进去的。我们进监狱没有公文，就说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拿着家属的证件混进去。那天我没有化妆，穿得非常朴素，我们摄像穿了特别大的外衣，里面夹着小DV进去，利用探视的时间采访。所以我们和国内的媒体处境完全不一样，他们做得其实特别好，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他们采访到了所有的相关人员，我们只采访到一个证人，文化局的局长和当事人的姐姐。

记者：那在这样前期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呢？

曾子墨：因为不能像别人那样拍得很全面，所以回来编导在编辑的时候就更突出别的东西，除了讲这个事件本身，还突出当事人的个性。他说了一些很有特色的语言，比如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探视时间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两分钟，他主动要求对着镜头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叫《带刺的玫瑰》，我们就把这首诗原原本本地播了出来。播这首诗之前，还打了一排字幕，说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朗诵了一首诗。这样能让人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