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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运动员出身的谢亚龙在2005年到足协之前，算得上是一个有成就的业务干部。他对中国体育作出的贡献，应该是2000年他担任田管中心主任期间。

当时，恰逢袁伟民扶正，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他面临着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悉尼奥运会，二是北京奥运会。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一项政治任务，这就要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宁可不要成绩，也不能在兴奋剂上出事儿。

谢亚龙的用武之地来了。在袁伟民的支持下，他与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密切配合，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损失最大的是马家军。

袁伟民在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对此事津津乐道。如果谢亚龙退休之后想写*，也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年的铁腕行动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弥补自己搞足球留下的缺憾。当年，毕竟他是具体执行者，而袁伟民只是顺手摘了桃子而已。

记得谢亚龙在2008年9月9日下课后，我和一位资深的体育官员聊天，谈到了2006年3月谢亚龙的沈阳之行。我当时的感慨是——如果谢亚龙那次来沈阳是找《辽沈晚报》核实上海举报人H先生提供的涉赌线索，商讨或落实司法介入的具体事宜，真正意义上的打假扫黑行动也许三年前就开始了。如果在行动中有百八十人落网，导致中国足球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他也会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另一种假设是，三年前谢亚龙来沈阳，如果他不是选择辽足俱乐部做观摩的对象，而是选择沈阳金德俱乐部，也许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足球存在的危机，进而影响他的决策。

当时，沈阳金德俱乐部正不声不响地发生着一场内讧——该队陈涛、张烈、张可、杨福生、尹良毅等五名“包身工”逼宫俱乐部，拒绝签约。五人遂被俱乐部*。

几名球员获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这一点也不出奇。金德俱乐部要求球员必须连续签订五年合同，工资将分为四千元和八千元两个档次，赢球奖金则从上赛季的四十万元降低至二十万元。

照此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