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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盲动、歇斯底里之外，又有多少智慧可言？

其实老朱和老谢一样，先别抱着疯狗大腿不放了，他需要的也是一只导盲犬而已。

遥想2006年初，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谢亚龙不想让朱广沪大权独握了。2005年初，什么“5＋2”模式组队方式，实际就是足协让老朱“集权统治”的一个先兆。后来该计划流产，但老朱实际上也在肩负着国家队与国奥队双重职责。克劳琛再次出现，一方面不再神话朱广沪，主观夸大他的能力，再有就是意味着去年制订的国家队“闭关锁国”的思路可能要被打破！

在这种大背景下，刘健生吸食毒品了，媒体掀起的打假扫黑的高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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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找警察（1）

2006年3月12日，《辽沈晚报》连续四五天的揭黑报道，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呼应，由国内二十多家主流媒体组成的扫黑同盟也宣告成立。媒体毕竟不能承担司法职能，要想真正打黑，必须借助司法力量。

我们决定把上海举报人H提供给我们的涉黑线索送给中国足协。

这个任务，我委派了三个记者，即与我去上海会见举报人的邱国栋以及《辽沈晚报》的另两位记者，姚广安与董丽纳。

邱国栋一行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足协附近的落脚点时，是12日上午9点半左右。

小邱先打电话给足协的新闻办主任董华。

董华说他正在外面布置会场，下午要召开中超冠名的新闻发布会，他一直在忙活这件事，稍后安排见谢亚龙一事。

谢亚龙的行程安排，早已在媒体上曝光。他当天下午要参加中超冠名的发布会，第二天要飞去西安参加中超开幕式，唯一的见面机会就是中午到来前的那两个小时。当董华在半小时后还无消息反馈过来时，小邱等三人果断决定，直接冲向谢亚龙的办公室。

这一次，进足协的小楼没有往日那么困难，门卫的大爷问了不到两句，就抬手让几人上了二楼。此前有报道称，足协已经买了一座新的办公楼。从谢亚龙“王朝”现有的办公条件来看，“乔迁”似乎真的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势——阴暗低矮的过道里散发着一股湿气，每个办公房间都不超过12平方米，剥落的墙皮和裂缝的棚顶随处可见。

终于，谢亚龙和南勇在一间办公室里接见了几个记者。

这房间显然不是会客厅，房间里连一张多余的椅子都没有。谢亚龙与南勇站着与几个人交谈。谢亚龙的眼睛一直弯弯地带着笑意，言语之中虽然偶有坚定之辞，但总体上流露出的还是一种无奈情绪。

南勇的话语则一如既往地充满着他惯有的激*彩，但延续的却也是谢亚龙的那种无奈：“中国足协比谁都更想把联赛整治得干净透明，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确实超出了中国足协能力控制的范围。我们只能提请司法介入。现在，只有公安部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报纸，都不十分相信中国足协在扫黑问题上的能力。”南勇很无奈地说，“但是，中国足协现在真的很希望把联赛环境搞好。2005年中超‘裸奔’了一年，这其中的苦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很重视你们这次行动……你们现在来向足协反映情况，真的不如直接去公安部进行举报，这才是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半小时后，大家都站得有些累了，谈话结束。邱国栋提出要拍照，谢亚龙同意了。

“等一下，我先换件衣服。”他回身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件西服，换掉了身上的夹克衫。镜头里出现的是谢亚龙西装革履的一张笑脸。

几个小时后，他穿着这件西服参加了中超冠名的发布会。二十几个小时后他又带着同样的表情出席了中超开幕式。临时换上的西装，镜头前故意摆出的笑脸，似乎都在折射着谢亚龙那种深深的无奈。

2009年11月初，早已下课的谢亚龙在中体产业的董事长位子上已坐了八个月之久，他在这里的日子照样难过。从中体产业8月份公布的半年报来看，他上任半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中体产业受大盘一路下挫的影响，市价也一路走低。

有事找警察（2）

这是否与谢亚龙从足球圈儿里混得的名声有关？人们不得而知。

如今的谢亚龙，他是否在关注足坛打假扫黑的风吹草动？如果关心，他是否能意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从严格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