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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新科学》第783节）

“荷马所写的英雄们在心情轻浮上像儿童，在想象力强烈上像妇女，在烈火般的愤怒上像莽撞的青年。”（《新科学》第829节）

荷马的英雄们的本性是这样的：“知解力有限，但是具有最广阔的想象力和最强烈的感情。因此他们必然是土里土气，粗鲁，骄傲，难应付，固执己见，同时，碰到新鲜的性质相反的事物又很容易兴高采烈……。由于思索力的缺乏，英雄们都爱吓唬人，易受剌激，宽宏大量，慷慨大方，就像荷马所描绘的希腊最大的英难阿喀琉斯那样。亚里士多德就是想到英雄习俗中这样一些事例，才替诗艺下一条教义：用来作为悲剧主角的英雄们应展现出伟大恶行与伟大德行的混合。”（《新科学》第708节）

虽然英雄具有“最强烈的感情”，但“阿加门侬把阿喀琉斯的女俘布里赛斯夺去，阿喀琉斯狂怒咆哮，震天动地，替整部《伊利亚特》提供了题材，可是在整部史诗里他却丝毫没有对被夺去的女俘有什么爱怜的情绪。”（《新科学》第708节）

维柯对于荷马所说的这些，同样可以用来解说施耐庵：《水浒》的描写杀人放火的文字，也可以称是“酷毒野蛮”的，《水浒》英雄们，也是“心情轻浮，想象力强烈，烈火般莽撞”的，是那样“粗鲁，骄傲”，同时又“慷慨大方”；《水浒》除了写有一个“矮脚虎王英”这个好色小丑，基本上没有写英雄如何爱美人，这种阅读要求却可以从后来的《*》中获得，因为对于《*》的作者，“时尚”不同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明代这种“时尚”说得很明白）。《水浒》英雄形象起初来自宋元以来说书人；后来经施耐庵加工重塑；他尊重历史给他的材料而没有在这方面对英雄作出改变。在《水浒》中深涉美人的主要是西门庆、裴如海，然而那却是英雄*的对象。

荷马的这种“英雄方式的描绘”，“特别清晰，光辉灿烂，以至后来的诗人们都摹仿不上，还不消说并驾齐驱。”（《新科学》第707节）这种赞美之词，也同样可以移用于《水浒》。

维柯说得对，《伊利亚特》的这种诗意，荷马不过是“遵从他那个时代的野蛮的希腊人的十分村俗的情感和习俗，因为只有这种情感和习俗才向诗人们提供恰当的材料。”（《新科学》第781节）

“让我们允许荷马叙述当时流行于希腊各民族中的那种无人道的习俗吧……例如……他还叙述到拒绝埋葬在战场上打死的敌人尸首，任狼狗和鹰鹫吃掉……老国王普里阿摩用大笔赎金去赎回他儿子赫克托的尸首，尽管这具尸首已被剥光衣服，系在阿喀琉斯的战车上拖着绕特洛伊城墙走了三圈。”（《新科学》第781节）

总之，一切都是作者面对的创作素材所给予的。《伊利亚特》如此，《水浒》也是如此。

当我们读到武松“血溅鸳鸯楼”，最后还蘸血在墙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岂但是“允许”的，而且也是感到解恨和痛快的，因为小说显示，武松之所以残酷到这样，原因就是“当时流行的习俗”，就是他受欺凌受压迫受欺骗到忍无可忍的事实。所以，《水浒》英雄的“残酷”，比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基础。看来，只要是从历史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诗篇和诗意，就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不但永远能给人以阅读审美的愉悦，而且人们能够借以去认识彼时的历史时代，圣贤们早就定义过了：“诗言志”，“诗为天人之合”。

正如人们读了荷马《伊利亚特》；不会去模仿那里面的史诗英雄的简单野蛮一样；人们读了施耐庵的《水浒》；所获得的也主要是文学的享受和对某种历史社会生活的认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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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马幼垣评《水浒传》

谈马幼垣《架空晁盖》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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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所出马幼垣先生的《水浒论衡》，其《架空晁盖》一文，语涉大陆1975至1976年之际的“评水浒”。粗阅之下，觉得马先生对于晁盖在《水浒》中如何被架空的搜罗汇总工作，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爬整理，做得是很细致的，至少我还没有见到别人这样做过。他对于宋江与晁盖之间存在的明争暗斗，作为《水浒》叙事艺术的某一条主线来分析，也颇有见地，是中肯的。

马先生的这两点值得肯定的学术见解和收获，如其言，首先还得归功于毛泽东，要不是毛泽东那样严重、那样著名地提出晁盖与宋江的问题，马先生这篇文章一来缺少了前提，二来也可能就想不到这个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