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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合。”

刘熙载之意，是把“诗言志”的“志”，扩展为“民之性情”，这比古人，是通俗化、平民化、大众化了，“志”不是贵族的或精英的天才或专利，而是人人皆有的东西。这无疑等于说，是人谁无性情？然则人人有其“志”，人人有其诗意焉。

刘熙载又为诗意去寻根，他发现，诗意之根在于天地、天人之间，就是说，民之性情是在天地之间形成的，是在环绕着人的社会生活世界里形成的。

这样抒发“性情”的诗，因为来自“天人之合”，所以能反映“天地之心”，其中会充满“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从诗中能读得出“其人之志与遇”。

这就揭示了诗作、诗意与广阔的历史现实生活的关系，使人们能去正确理解一切过去伟大的诗意和创造一切未来伟大的诗意。

富有这样诗意的诗，于是能像孔子指出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amp；#8226；阳货》）否则呢，就是“不可以”。

外国的哲人海德格尔说：“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而在这作诗的过程之中，“把他的诗意道说纯粹地保持在其中。”

很显然，这所谓“一首独一的诗”，就是中国诗学所说的那个“志”，诗应当“出于”这样的“志”，由这样“独一的诗”所产生。所谓诗人的“诗意道说”，即根源于这个“志”，应当“纯粹地保持在”诗中，而不能打折扣。诗人之“志”是这样“独一”，并且能“纯粹地保持”在诗中，他的诗才可能“伟大”。

那么，所谓诗意，核心的东西，就是诗中之“志”。套用来解释文学人物形象的诗意所在，就是说，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有诗意，就是因为有该人物之“志”洋溢其中，这“志”，丰富地理解起来，应包括人物的思想内涵、人物的胸襟抱负、人物的性情性格、人物的言谈举止特点等等。反推上去说，则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表现形态，把握到该人之“志”，他作为他这一个人的最本质的内容，也就是能感受到这个人物形象的诗意所在。

那么，以此分析李逵或鲁智深这样的《水浒》人物，其诗意或诗性的秘密，也就昭然若揭了，他们确实都是很有其“志”的，表现出来就是在思想内涵、胸襟抱负、性情性格、言谈举止特点这些方面都与众不同，与别的英雄则是同而不同，他们富有自己的诗性，成了读者心目中富有诗意的人物形象，只要提起李逵或鲁智深，读者马上就会生动想起关于他们的诗意的一切而不会混淆。

粗鲁野蛮以至到时就会杀人如麻的李逵这些人，尽管从“志”的角度，确实自有其诗性诗意，但是怎么会在我们现代文明的读者的心目中，也会引起诗意的欣赏的呢？我们岂不是把他们的粗鲁野蛮和杀人如麻当作了艺术欣赏的对象，而得到了艺术欣赏的*？当我们承认李逵这个人物有其诗意，对这诗意的疑问就会同时出现，有挥之不去的“残忍”二字骨鲠在喉。心想，如果没有这些多好？但没有这些，李逵又不成其为李逵了，真是“矛盾”。

那么，这一确实存在的疑问，它的合理解答何在呢？

对此；意大利学者维柯（1668…1744）的观点可资借鉴。

就是说，我们能艺术地欣赏西方文学源头与万世赞美的文学名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我们就应当同样能艺术地欣赏我们的长篇小说先驱与万世赞美的文学名著施耐庵的史诗《水浒》。

《伊利亚特》英雄们的粗鲁野蛮与杀人如麻，一点也不亚于《水浒》英雄。所以，维柯怎么合理解释《伊利亚特》的诗意的，就可以用来怎么合理解释《水浒》的诗意，这个，是完全可以搬用的。

维柯写道，他的方法，就是“把荷马本来确实有的东西记在荷马账上。”（《新科学》第781节）

那么，我们的方法，就是把施耐庵本来确实有的东西记在施耐庵账上。他本来确实有什么呢？就《水浒》作者而言，他确实有的是他的时代社会、创作资料所能给予他的东西，而不能拥有别的东西。这跟荷马是一样的。

维柯写道，荷马是以一种“酷毒野蛮的描绘风格”描绘了“那么多各种不同的血腥战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过分残酷的屠杀，《伊利亚特》全部崇高风格都来源于此。”（《新科学》第785节）

这样，“荷马以无比的才能创造出一些诗性人物性格，其中一些最伟大的人物都是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文明的人道的性质毫不相容的，但是对当时斤斤计较小节的英雄气质却完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