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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边说边舒展开法国人的胃口大吃起来,还喝了许多红葡萄酒。待面露微醺之态时,这位学者便袒露出喜欢思辨的天性。见他歪着胖脑袋问:
“你们可看过罗素访华后写的《中国问题》他在这部书里,高度赞扬了蔡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称赞‘五四’时期的青年为‘少年中国’。说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而且大学里还有女教师,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还说那里的学校不是培养西方强烈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罗素真是位令人佩服的世纪智者,他能用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以超前的忧患向当今世界呼吁:中国的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
蔡元培听了大为感动,他因忙于编书还没拜读过这部大著。而李平原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罗素、杜威等启蒙思想家的精神轨迹。在巴黎,他先后结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朋友。他们常聚会在简陋的宿舍里,探讨救国的真理,总结‘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只见欧乐神情肃穆地放下筷子,又缓缓地发表起自己的独到见解:
“罗素具有非常进步的中国观,他冷静地、诫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有很多地方胜于西方。不少欧洲人明白了这一点,惟美国人始终自以为是。美国人一直以传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国主义。什么才是美国主义罗素幽默地讽刺说,美国人肯定会这样回答你,那就是‘清洁的生活,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活力。’而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美国主义就是以整齐取代美感,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娼妓取代小妾,以异常忙碌的气氛取代中国素来的悠闲。伏尔泰——这位顽固的愤世嫉俗者说过,爱情和思想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在中国,这两者都很普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他们不开化的原因。”
蔡元培忍不住也激动起来,他好像想起了当初在长沙和罗素的一次谈话。高兴地按住欧乐的手说:
“这位英国人真是哲人,记得当初他就和杜威热情地赞美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反对陈独秀全盘否定传统的做法,在一天傍晚散步时明确地告诉我,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用一种敢于怀疑和发问的自由精神,建设一种与其鼎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你们看,这话说得多好听说他正在为争取庚子赔款四处奔波,这次去英国一定要上门致谢呀!”
他们是三月下旬抵达伦敦的,蔡元培一到英国就出席了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的欢迎会,慷慨地发表演说,《泰晤士报》等纷纷刊登了他的意见和照片。他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罗素夫人,当时罗素正在美国讲学,罗素夫人真是位热心人,马上带他们前往英国外交部,拜访了东方司司长瓦特罗勒。交谈中蔡元培发现英国已基本确定了调查委员会人选,多是一些在华的商人和传教士,而且退款的用途也没有规定用在教育上。为此,他郑重地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多派一些教育界名人前往中国调查,呼吁用主要退款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再资助一些著名大学的扩建和设备购置。蔡元培不愧是位学界名流,在短短几天内就掀起了一股外交旋风。他先后拜访了牛津大学校长,会晤了剑桥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频繁地出席一些有影响的议员的午餐会。并在中国驻英使馆代办宴请他时,再三提醒中国政府在考虑接待小组人选时,必须让胡适、丁文江等教育界名人参加,确保退款不用于军阀扩充武力和制造内乱。
他一直和蒋梦麟,和北大请名流保持着联系。蒋梦麟真是位行政奇才,居然将他魂系梦萦的北大治理得井然有序。对自己又是礼遇有加,百般照顾。他出国后就明确表态,今后只拿教授工资,每月二百八十元,原来六百大洋一月的薪水应扣下三百二十元给这位代校长。可蒋梦麟直到评议会作出决定,才勉强接受了这一现实。最近又来信请他代表北大出席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还寄来川资四百大洋。所以蔡元培一处理完英国的事务,就于4月21日偕夫人抵达德国的哥尼斯堡,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对这位先哲的敬意。紧接着,他又在夏天应邀来到维也纳,出席了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畅谈对推行世界语的最新看法。又受教育部委托,一路风尘地赶到海牙,参加第二十一届国际阿美利加大会。这是一次有关民族学的国际会议,专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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