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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秋波。说实话，他对应聘北大并不是很有兴趣。所以今日蔡元培请客时，他有意拖来了李守常。他刚在今年年初将《甲寅》杂志改为月刊，由守常和高一涵协助主编。今后与北大和《新青年》的许多琐事，守常可以帮他多分担一些。

陈独秀几杯酒下肚，眼睛便有点潮湿起来。

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一望无际的海水，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亡命日本的情景。那是三年前的夏天，烈日炎炎，气候异常燥热。随着几声汽笛的鸣叫，一艘外国海轮由上海码头起锚向异国东瀛驶去。几天来，船上的乘客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位神情悲愤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常常不顾海水蒸发起来的热浪，倚舷伫立，长久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暗绿色的水面与远处湛蓝的天际连成一色，让人浮想联翩，让人心旷神。冶，让人的心胸也似乎变得像大海般地宽广起来这是他一生最沮丧失望的时候，“二次革命”的失败使他泯灭了对孙文军事斗争的幻想。也就在两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几次来信相邀老友前去协助，面对眼前蕴藏着永恒创造力的大海，想着马上就要见到的老朋友，一种对新生活的憧憬又使他兴奋起来。

陈独秀动情地拉住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啊，多亏你的《甲寅》收留了我。使我又找到了以思想革命救国的路，否则，我是不会想到去办《新青年》的呀。”

章士钊客气地摆摆手，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不过自从仲甫来后，《甲寅》就渐渐成了皖人的清谈馆了，弄得我和守常好像成了局外人。”

陈独秀老实不客气地连声应允：“是是”

当时的编辑部里真是一派生气，六安人高一涵是他老乡，因为陈独秀的老文人也是六安高姓，为他们的异域生活增添了不少谈资。小高一涵两岁的易白沙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却在安庆帮助组织过青年军，主持过陈独秀老家的怀宁中学，所以与他这位柏文蔚的秘书长一见如故，整天有说不完的话。

一讲起当年旧事，理了一个平头的李大钊也忍不住插了进来。他看上去天庭饱满，讲一口半官半土的河北话。

“记得仲甫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是我校友，当时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而仲甫于光绪二十七年进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这所大学的前身。后来谈多了，又发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十月出生的。而且都是在两岁时死了父亲，不同的是我在三岁又死了母亲。记得对此你很为叹息，说原以为你苦，没想到我比你还苦哩。不过，你当时的调子确实低沉了一点。你还记得我在《甲寅》上写文章与你讨论的事”

陈独秀尽管坦率，但真揭到他的短处，脸还是红

章士钊见蔡元培不解，笑着说：

“都是熟人，说出来也不妨。当时仲甫在《甲寅》上发了一篇奇文，叫《爱国心与自觉心》，认为国不像国不如亡国算了，引来很大非议。守常为了补救，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发表。前者是对国家无望，后者是探求救国良策，这正合守常的‘奋生花之笔，扬木锋之声’的志向呵！”

李大钊为人忠厚，看人讲话时喜欢紧抿着嘴。他见陈独秀发窘，忙打起圆场。

“仲甫兄只是暂时有些消沉，他不久就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令中国思想界刮目相看呢。”

蔡元培感慨地说：“想不到你们早有合作，行严，不如把你的《甲寅》同仁都请来北大，边教书边办《新青年》算”

众人听了大笑，陈独秀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其实我们早已像一家人记得就在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一期，我收到了守常充满青春活力的《青春》，一气读完他洋洋七千字的文章，我深为守常的浩然正气所感动。想不到守常年龄不大，却有如此见解。文章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辉。我现在还背得出他在结尾时那发自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那磅礴的青春之气，真是万古长青呵！”

蔡元培也是个书生意气的人，面对着慷慨激昂的陈独秀，他从心底里对李大钊产生了一种倾慕之情。

李大钊被屋里的气氛所感染，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东京郊外高田村一座叫“月印精舍”的简陋民房，他和几位友人合住在这里。舍外萧瑟荒芜，惟一能引人注目的是假山边的古刹。春天，他们喜欢在古刹前的池塘边散步，观赏樱花，议论国是。就在去年春天的一日，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