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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

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反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褊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

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止发生过一两回。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做“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作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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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它所在的那篇课文，它说的是，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鸟嘴！可是他还是听到这声音，坚持说，火车要翻啦，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忍无可忍说，这孩子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一停，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于是大家发现，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事件是这样，沙兰镇水灾是这样，更直接可比的，胶济线铁路事件就是这样。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声”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我也厌倦于跟那种做人完全没有底线的人打交道。那么多有趣的人我都懒得见呢，凭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们？当我看到“躲猫猫”五六的，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会遇到什么。人们会告诉我，其实没有谁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