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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挨边儿。不够好的生活的反叛者可谓多矣，古有起义军，今有“某零后”，多年以前我们初二（1）班还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着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他的长官会不那么好意思去约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少一点儿瞻前顾后。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以致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他又不贪恋权位，那么他就不仅得到了回种植园的自由，还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历史上恰好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如果一个人既聪明绝顶，又以自由为业，那么在人类的诸多令人打呵欠的伟大事业当中，他就会作为一个心灵捕手永远让人追忆。

天地明鉴，孔子贵为大成至圣，终其一生想为天下制定规则，可他实在是个絮絮叨叨的闷人。庄子则是个想跳出规则的坏家伙，跳得比袋鼠还轻盈，比罗伯斯更迅猛，可是为什么人人都爱他呢？

好莱坞电影里常有一句台词：“这个狗娘养的可真幸运！”当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轻时读过庄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话时，我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当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爸爸也没有受过成功学的熏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以前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个父亲指引他的儿子说，人生最重要的是“检查一下你的仓库，看看里面有点儿什么”。当我还算年轻时，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种远离丑陋生活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决心做一个自由民。倘若人们不让我当自由民，那么我就自己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由是一种成就，而拘谨则是一种失败。

请容我说一句实话：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不受干涉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可是另外一种自我支配的自由，却非人人可以拥有。简单而言，很多人并无“不在乎”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两类。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后”和“80后”。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倘若有人罔顾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如果有人说，这是9点钟的云，那是10点钟的云，10点钟的云更优秀一些，那么我看除了说明他自己就是“10点后”之外，简直什么都证明不了。

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可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我的想法是，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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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迷途其未远

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