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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通病是：不问德才是否合适，只问出身先后，资历大小。明明是因为文字学问进入仕途的，却让他去理财。能让他久任，在干中学，也不失为一种补救。可偏不，他刚上路，又让他去典狱，转而又叫他去治礼。一个人就那么点能耐，却要他无事不能，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结果，自然什么也干不好。人人都这样，无能也就成了一件光荣的事了。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形成惰性，谁要想改变它，用人以专，久官其位，不循资序，等等，就会议论迭起，讪谤云飞。只有一任旧习，才大家欢喜。

教育，恩养，贡取，任官，有一件不到位，不符合先王之道，都会败乱天下人才，何况现在四样桩桩不到位！人才不足，自然不可避免。不这样，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人才从来是治国之本。没有人才，不仅变法图强无望，就是想维持目前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怕都不可能了。

这样的教训，历史上数不胜数。

汉朝张角，鼓动了三十六万人同时起事，所在地方政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预先发现他们的阴谋。唐代黄巢横行天下，所向披靡，没有一个将佐官吏敢撄其锋芒。强汉盛唐，就那么亡了国！究其根源，说到底，还不是人才不足？

可眼下的公卿大臣，根本看不到危险，更谈不上为宗庙社稷、为长治久安而思前顾后了。这种状况，实在可怕极了！当年，晋武帝也是只顾眼前，不为子孙着想，一味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结果，很快就丧权亡国，天下大乱，以至华夏之区竟被夷狄统治了二百多年。倘若再不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加紧陶冶人才，重蹈覆辙不过旦夕之间的事情而已！

想到这些，安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就调整好情绪，继续自己的思路了。能发现问题，就有可能解决问题，还用不着过于悲观。

眼下最重要的，是让皇上知道这一切，然后明诏大臣，让他们集思广益，努力陶冶人才。只要深谋熟虑，因时制宜，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陶冶大批可用的人才，并非高不可攀，是能够做到的。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5）

想到皇上，他又不能不有所顾虑了。庆历新政，固然有考虑不周的一面，可一遇到攻击反对，立马就缴械投降，一切照旧了。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皇上缺乏决断，缺乏魄力，在流俗侥幸之人的攻击非难面前却步退缩了。其实，任何一个崭新法度的建设，都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总要玩弄各种花样破坏反对。所以先王立法，总要先从处罚征诛开始。不首先处理那些腹诽心谤、阻止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建设新的法度。这是最重要的：要上书皇上，首先得为他破除困惑，让他能作出决断，坚定不移。否则，肯定还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结果。

打江东到京城，一路上安石想的始终就是这一件事，都弄到有些恍恍惚惚的了。直到京城，思路才越来越明晰了。等一安顿下来，安石就磨墨铺纸，将所有想到的东西最后整理集中起来，写成一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稿子都已经誊清了，忽然又想到：如今天下，除了利害相关，根本没有人再谈这些大道理了。自己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不被别人视为迂阔无当，才怪呢！这么想着，只好又加了一段，说明所谓迂阔之论，不过是因为人们早将大道理忘得一干二净，到有人重新提起，反而少见多怪了。当年魏徵，也就是这么说服唐太宗的。唐太宗用了这些大道理，才成就了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之治。虽然理直气壮，却又多少有些无奈。不得不说明显而易见的东西，怎么能不叫人觉着无聊呢！

更叫他惆怅的，远不止于此。

富弼、韩琦早已告别变革，只想守成了。他们看中安石的，只是他的清廉能干、学识渊博，并不在于他的活跃思想，更不在于他以变求治的不安分念头。何况，《万言书》对于当路大佬，还啧有烦言呢！

韩琦说：“安石果然饱学，文采郁郁。这份《万言书》，该是古往今来最长的奏章了？”

富弼说：“书生之见，总是有理有据的。”

韩琦说：“文章是好文章，用却不易。说总是要比做容易。”

富弼没有附和，只说：“是不是呈给皇上看看？”

韩琦说：“呈总是要呈的。这么长，皇上太劳神了！”

这话实际上只说了半句，后半句是：皇上怕未必看得了。事实也是，皇上心思既不佳，身体也欠好，他要读完这篇上书，也真难！

安石要是早知道这种结果，他还会上书吗？这，只有天知道了。

大宋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