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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与契丹人，后是与西夏人，都闹得不可开交，原先有些储备，也早瓢光碗光了。没有办法，只好鼓励全国子民，无论官宦百姓，将粮草运往陕西、河北一线，就是所谓“入中”了。这做买卖，从来谁急谁吃亏，就是朝廷与子民做生意，也同样如此。边防粮草既要得多、要得急，只好提价以求。加上有些边官，为了多得早得粮草，更以高价吸引卖者，有的则又与卖的人互相勾结，有意抬价，那粮草的价钱，竟像天风一样飙升了。较之市价，一斗粮要加六十五钱，马料一斗要加四十五钱，偏远军州一斗粟甚至有加到一千钱的。要知道，一千钱差不多可以买一亩肥田了！有这样的好事，只要自己有，谁不愿意将粮草往边塞上送！可他们忘了一样，边塞上收到粮草并没有现钱交割，只能开出一种有价证券——交引，他们得拿着这种有价的白纸条到京城去兑现。既非现钱交易，再多的甜头也只能是虚的了。

边塞州军开了那么多虚估价格的交引，京城哪来那么多现钱兑现呢？给过一段时间的现钱之后，朝廷便以实物代替了。先是以盐，盐被榷卖，就改成了茶。再后来，除茶，又加了东南缗钱及香药、犀牛角、象牙等贵重药材。“入中”粮草的除了商人，还有各地的士民官宦之家，他们要那只能兑现茶叶、药材的交引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兑了现钱才是实惠。他们往往就将手中的交引，就近卖给当地的商人了。茶叶不是榷卖吗？商人这头，也只有少数入了茶行、得到官家允许的茶商，才能买卖茶叶。那么，一般商人即使买了交引，也没用处，还得卖。于是，京城便有了专门做交引生意的“交引铺”了。这些交引铺，隶属京城榷货务。就像百货商人买卖百货一样，交引成了他们合法买卖的“货物”，多少有点儿类似现在的有价证券买卖。他们要是不做茶叶生意，买进来的交引还会转卖给茶商，由他们拿着去产地榷货务或山场提茶买卖。开店就是为了赚钱，总是低买贵卖。反反复复一倒手，就有了三种后果。一是，“入中”粮草的人家，因为交引被商人压价，无利可图，再不愿“入中”粮草了，边塞依旧打起了饥荒。二是，交引一贱，茶价自然要跟着下跌，而买卖茶叶的利润，更叫大商人垄断了：不是大商人，也没那么多钱买下大宗的交引呵！第三最严重，因为交引的价钱，都是“入中”时往高里估的虚价，要拿茶叶充数，哪儿来那么多茶叶呢？要是真将交引全部兑现，不仅当年产的茶叶不够数，就是往后好几年的茶叶全集中起来，也不够一年用的。

这又是一个怪圈：交引越贱，为吸引人“入中”，越要往多里开，越需要更多的茶叶。朝廷要想玩得转，只能始终饮鸩止渴。自然，也有那聪明人看出了问题，也出了点子：请求将“入中”粮草与茶叶买卖完全分开，而且全都以现金交易。“入中”的粮草，在京中或当地支给现钱；商人买茶，也照过去那样，到榷货务交现钱，再领茶引去拿茶。点子不错，朝廷也还真实行过一段时间。吃着正痛快的肥肉突然没了，大商人当然不愿意。他们一不愿，朝廷里替他们说话的也就张口了，说是国家没那么多现钱交纳，失利也多。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改回来了，依旧饮鸩解渴！折腾来，折腾去，大宋立国几十年，茶法前前后后就变化了十多次。

江南东西两路，共有十州五军是重点产茶区，东路占了一大半，共六州、两军。东路所辖的一府、七州、两军，除了江宁府、太平州，其他宣、歙、江、池、饶、信等六州及广德、南康两军，全都盛产茶叶。既是茶叶主产区，茶政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江南东路当然都要首当其冲。而身为一路提点刑狱官，最头痛的事，也就不能不是茶政了。别的不说，监狱有人满之患，关的绝大多数都是买卖私茶的犯人，身为提点刑狱官，能不头痛吗？

安石喊来刘成、氓儿：“走，咱们出去走走。”

氓儿问：“老爷要上哪儿？”

安石道：“随便走走，找一家茶坊坐坐。”

饶州州治与鄱阳县治，都在鄱阳城里。既是产茶区，茶坊几乎到处都有。十字街偏西的一家，门脸虽不大，名字却起得不俗，叫做“芳冠茶舍”。安石是无书不读的人，知道是从西晋张孟阳的《登成都楼》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化来的，喜欢它用得不露痕迹，便对氓儿、刘成道：“就这家好，咱们就在这一家。”

进去一看，开间虽然不大，却敞亮雅致，除了茶座清洁，四墙上的字画尤其叫人舒心。正面神龛里，供着一尊瓷塑陆羽神像。这倒不叫奇。陆羽是茶圣，做茶叶生意的人家，都要供的。神像上方的一幅横幅，行书写的是唐诗人卢仝的《谢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