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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体育课非常糟糕。因此，确保你所维护的假设有正确的证据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需要关于体育教师的证据，而不只是关于学生的证据。
并不是每一个归纳论证都从证据得出一个概括。比如，侦探运用归纳论证使证据转向对一个具体个人的指控。（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Holmes】所说的他的“演绎力量”，实际上是他卓越的归纳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哲学家都认为归纳对于知识如此重要。比如，当代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认为，科学（和警方调查）的逻辑的进行，并不是通过归纳，而是通过反例对所提出假说的否证。换言之，知识的产生是从假说到假说，而不是通过归纳从证据到假说。但是，无论人们认为归纳及其重要性多么合理，也决不会认为归纳发生在真空中。归纳推理的进行，总是以其他假说、理论和科学观点为背景，同时作为背景的还有其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丰富证据，它们要么是假说本身的组成部分，要么可能因不相关、不可靠和不重要而被忽视。演绎由于它的形式，能够处理独立的论证。但是归纳，即使服从概率论的严格形式，也无法脱离背景来理解。此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背景条件和知识状态。由于这种非形式的（如果不是混乱的）复杂性，归纳就像逻辑一样，是一个洞察力问题。
当假说是自我确证的时，归纳就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自我确证的假说创造了它自己的确证，或者换句话说，它从一开始就挡住了所有可能的反例。举两个熟悉的例子：（穿制服的）警察设法评估经过他的汽车的行驶模式，以确定它们都是以法定速度行驶。显然，他们确实是这样做！但是，同样的自我确证常常以微妙的方式出现在科学中，比如，设备本身是为了准确呈现那些它要寻找的证据而设计出来的。另一个例子是妄想症患者，他提出这样一个假说：“他们都在奋力抓我。”一旦假定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就确实这样去看待世界。妄想症患者不仅以一种敌意的方式系统地解释他人的行为，而且他也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为：人们确实在警惕他，哪怕不是以他为敌。但是，这样的极端情形有几千个更加日常的例子，那些感到无依无靠的人，可能易于陷入一种轻度的妄想症假说之中，并且容易证实他们自己的论点。“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自私的”，一个接受这一假说的人会毫无困难地找到他或她在寻找的东西，在他或她的调查研究中，甚至最慷慨无私的行为都会被他或她找到一些自私的动机（比如，“为了不要有负罪感”）。（我们可能注意到，也存在着自败的假说；警察可以假设，每一个违法的人都身穿警服去抓捕他们，这就破坏了他自己的假说。）
导论（31）
类比论证
有时会引起争议的一种归纳论证形式，是类比论证。类比论证基于两个东西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为它们之间在另一些方面的相似辩护。比如，一位政治家基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类比论证，辩护更高效的政府和更少多余职位的需要。这位政治家表明，一个政府就像一个企业。它有某种确定的产品要生产，即为人民提供服务，并从那一产品的出售中获得确定的收入，即税收。它雇佣一定数量的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生产那一产品，并由那一产品获得的收入付给他们工资。他们的业务也是尽可能低廉地生产那一产品，以降低成本，并且为了提供新的更好的服务而谋利。因此，这位政治家认为，一个政府越是有效运转，必须维持的多余雇员越少，它就越好。一米一花一在一线一书一库一 ；book。mihua。net
这样的论证在使人们看到相似性、澄清复杂混乱的问题上，很有价值。危险的是，并没有两个东西完全相似（否则的话，它们就是同一个东西了），这也是许多逻辑学家完全拒斥类比论证的原因。而且，仅仅因为两个东西在某些方面相似，是无法说它们在其他方面也会相似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驳。如果两个东西在一些方面相似，那么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会相似，至少是有道理的。比如，管理政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两者都是在维持一个组织。两者都要求精于理财。两者的成功都依赖于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此，比如处理城市交通问题的方式，就是寻找以最少的资金提供最多服务的方案。
类比论证可以利用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在A（政府）就像是B（一个企业）的情形下，适合于讨论A的演绎，也会适合于讨论B。如果A和B在许多方面相似，那么它们在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