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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１９４５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

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好几个同学的父亲曾经参加战争，其中有两三个的父亲是正规军军官，一个人的父亲还是党卫队冲锋队军官。这些人当中有人在司法部门或地方政府任过职。我们的双亲中也有做教师或者做医生的，又一名同学的叔叔或舅舅曾经是内政部的高官。我敢肯定，如果我们询问他们，或者他们回答我们，讲起来一定五花八门，各自都有一本账。例如，我父亲就不喜欢谈论他自己，但是据我所知，仅仅因为他曾经计划讲授斯宾诺莎①，就给撤消了大学哲学系的教职，被迫在一家搞旅游地图和小册子的出版社担任编辑，带着我们全家艰苦地度过了战争时期。那么，我们又怎么判他以可耻的罪行呢？我却这么做了。我们当时都对双亲判了可耻的罪。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在１９４５年后把那些作恶者从人群中告发出来，而犯了知情不报的罪。

在讨论班中，我们这些学生形成了很强的班组特色。我们是所谓“集中营讨论班”。起先，这是别的同学给我们起的称号，后来我们就这样称呼自己了。我们所干的事情其他同学未必感兴趣，很多人是敬而远之，更名副其实地吓跑了几个同学。我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种热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并让每个人都了解的热情，也的确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愈可怕，我们的责任心就愈坚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甚至于，当事实摆在面前迫使我们骇然窒息时，我们还是会胜利地把材料高高举起，口里高声叫道：看这些东西啊！

我参加讨论班完全是出于兴趣。这毕竟是新鲜事，不是买卖法，不是犯罪团伙或同案罪犯，不是中世纪法典，更不是纠缠着法律哲学的老古董。我把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态度也带进了讨论班。不过，当冬天渐渐来临，我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能撒手脱身——不管是从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还是那种抓住了讨论班里学生们的热度，都将我紧紧地吸引住了。一开始，我还装做只想参加学术研讨，或者是出于政治上或道德上的热情。但是我愈来愈得寸进尺，我要分享全部的热中沉迷。其他人也许觉得我拒人千里，或者傲慢自大，我在冬天的几个月自己却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其中有归属之感，也有同自己、同自己所做的事、同那些与我一起做事的人之间意气相投的感觉。

《朗读者》20（1）

审判在一座邻近城市举行，离本城一个钟头车程。我从前还没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那天，开车的是另一位同学。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了解这座城市。

那是个礼拜四，审判在礼拜一就开始了。已经审讯了三天，可是时间都花在辩护人提出所谓“偏见回避”的动议上面了。我们是第四组，要见证对被告人本身的审问，也就是真正审讯的开始。

我们开上贝格路，头顶心上果树正是繁花似锦。我们一路上情绪高涨，终于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用于实践了。我们并不仅仅将自己看成是旁观者、聆听者或记录者。观察、聆听和记录不过是我们对评价历史的一份贡献。

法庭设在一座世纪之交建造的大楼里，那时典型的法院建筑是阴沉昏暗和装腔作势，这栋建筑物却没有沾染这一风尚。刑事审判法庭设在一间大厅，室内左边开着一溜儿大窗子，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闲观者的视线，但也透进来大部分光线。窗前坐着检察官们，衬着背后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他们只是略有轮廓的剪影。法庭由三名黑袍子的法官、六名当地选出来的公民组成，坐在大厅的正前方。被告和他们律师的坐席设在右侧，他们人数很多，添加的坐椅和桌子一直延伸到大厅中间，直抵观众席。这样一来，有几名被告和律师就是背向我们坐着。

其中一人居然就是汉娜！

一直到听见叫她的名字，她应声站立起来，向前走上去，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一听“汉娜·施密茨”这个名字，就马上明白了。随后，我也立刻认出了那身体，那脑袋，挽着一个很奇特的发髻；那头颈，那宽阔的背部，还有那强壮的臂膀。她把身体挺得笔直，双腿站得坚牢。她的双臂闲搁在两旁。她穿着一袭灰色衣服，袖子很短。我认出了她！我感觉却一片虚空，什么也没有的虚空。

一时，我只听见审判官跟她在一问一答。

是！她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