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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影随形了。她的影子向后退缩，正像列车开过时分，城市就从车站向后退缩一样。可是那东西还在那儿，在后面某个地方，你可以折回去，搞清楚的确还在那儿。但是，我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记起在中学的最后几年，还有大学的低年级，我都过着幸福时光。可是，真要讲却又讲不出什么来。这些时光毫不费力就过去了。无论中学毕业考，或是大学学法律，对我而言都不困难。我选择法律，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真想去做。此外，无论是结识朋友，或是结交关系，甚至是结束关系，我都不存在什么难处。我几乎事事顺遂。没有什么是沉重的。也许，这就是我的记忆包袱很小很小的原因。或者，也可说我是故意保持这样小小的记忆么？另外，我甚至还怀疑，我的快乐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越是想它，就越会想出一些尴尬场景和痛苦情况。再说，虽然我已经朝汉娜的记忆道声再见，但是，我却并没有将它克服。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做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

于是，我养成了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习惯。我装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感动我、摇撼我或者迷惑我。我是什么也不沾边。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师的慧眼看穿了这一切；他也曾经跟我在谈话中指出来，可我硬是无礼地把他敷衍过去。我也想起过苏菲。汉娜离开这座城市后，苏菲给诊断出得了肺结核。她在疗养院一呆就是三年，出院时刚赶上我进大学。苏菲很孤独，就想找老同###系联系。其实，要寻找到一条直通她芳心的路，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在我们一起睡过觉后，她终于明白，我的心并不在她那儿。她含泪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啦？你到底是怎么啦？”

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去世前我去看他，他要为我祝福。我却对他说，我对这一套是既不相信，也不看重。我当时对于自己敢于这么做还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真无地自容。可是我记得，小小一个示爱的手势居然会让我如鲠在喉，不管这姿态是冲着我来，或者冲着别人。而且，要引发我的激动，一个电影镜头就已经足够。这种冷漠无情和极端敏感在我身上并存，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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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19

等我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

这不是第一次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也并非主要的一次。我们的教授是研究纳粹历史和有关司法审判的少数专家之一，他以这次审判为主题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希望学生能够协助审判，也好让他看看学生学得怎样。到底这位教授要考查、确认和驳斥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有一点我却印象很清晰，我们在讨论班里辩论过一个问题，追溯###的惩罚是否应该废止？是否根据犯罪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刑法有关条文，来判决集中营看守和帮凶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这问题是否还涉及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犯罪的当时，该条文到底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又是怎么应用的？又为什么没有应用到他们身上？更延伸开来说，到底什么是法？法就是写进书本的吗？还是在社会上实施并得到遵守的？或者，不管写不写进书本，法乃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在社会中加以实施并得到遵守的么？

教授是一位长者，从国外流亡归来，对于当时德国法律界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超脱。所以，他一方面以丰厚的学识参加辩论；另一方面，解决有些事例单纯依靠学问还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他就保持一定距离。教授的名言是：

“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真的相信他们当时有权杀人。”

讨论班在冬天开始，而审判则在春天，持续了好几个礼拜。法庭是礼拜一至礼拜四每天开庭，教授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天一组轮流出庭，以便对每一次开庭都做逐词逐句的记录。然后，礼拜五讨论班上课，对本周前几天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评价。

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过的，社会容###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我们并不依靠书本上的法律知识。我们坚信，最后必须进行审判。我们同样一眼就看出来，过去对某几个集中营看守或帮凶虽然也审判过，但只是走过场而已。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