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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深深吸引。

祖述宪、汪永晨、蒋高明等分别记述了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动物方面的心路历程或艰苦斗争。李银河回顾了中国性文化的三十年变迁，沈睿记述了自己走向女权主义的真切道路，还有丁东，近年一直孜孜不倦地打捞那些散落的珍贵的“民间思想”。程方平等人的文章探讨了教育等现实而紧迫的问题，而长平、何怀宏的文字则涉及个人与文化的灵魂如何归属与安顿。

虽然经历了许多困苦，但我们可以感到许多作者的心态仍是乐观的，虽然曾经“田野上飘来苦涩的风”（倪乐雄），但今天“憧憬仍是照亮心空的太阳”（鄢烈山）。而只要能够思想，每一颗星星都“可以与太阳媲美”（傅国涌）。而一些有希望的制度的种子——如蔡定剑记述的村民自治制度、###记述的NGO——也在发芽和生长。

我写这篇序时还没有读到全部书稿，但这些故事足以使人深深感动并进入沉思。经历了这最近“百年”、“十年”巨变的个人或有幸运或不幸的遭遇，但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又都可说是幸运的：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在如此之短时间里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时代？

然而，要让这些经历真正成为一种思想和精神的财富，却需要认真的反省和回顾。本书只是一种“沧海一粟”般的努力，但开始这样一种努力毕竟是值得的，其意义正如陈家琪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抵抗遗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

何怀宏

写于2006年3月12日，植树节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1）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编）、《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

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巨变，犹如大海波涛上的孤舟，犹如江河旋涡中的枯枝败叶，祸福安危完全不由自己掌握。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但另一方面，人毕竟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存在物，不是没有感知、没有价值、随风飘逝的尘灰，不只是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瓦泥浆，在历史的潮流或逆流中，人可以判断、选择；当浩劫和罪恶发生时，如果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言说，至低限度可以记录。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宝，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或被盗窃。

1976：巨变

1976年1月9日的成都寒风凛冽、浓云密布，这天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人们的悲哀是自发的、巨大的，很多单位举行了吊唁仪式，还有单位以群众甚至党委的名义给党中央发电报，请求不要火化遗体，保存下来供人民瞻仰。上面有命令不准搞纪念活动，从报纸上看，吊唁安排得异常低调、敷衍，相反，还充斥着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内容，甚至说邓小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包庇，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人们由开始的盲目和狂热逐渐变得清醒和反感。在两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干部中流传着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批邓不批周，批周必大乱”。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江青没有脱帽，这马上引起各种议论和责骂。其实我注意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没有脱帽，但没有人说朱德，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对他而言，决没有不敬的动机。

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民间自发的吊唁周恩来的活动渐渐高涨，从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到人民公园，大街小巷墙上贴满了歌颂和缅怀周的文章、诗词和绘画，其中一些水平相当高，观看、朗读和抄录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歌颂周的内容和对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结合在一起。后来，干脆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作者是某工厂的技术员白智清。在大字报之前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边是市民群众，一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立场和观点的对立而口角，并且发展到拳脚相向，结局是造反派被打伤住进医院，四川省委的领导在中央的压力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我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铁杆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