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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说“通三统”？今天已出现的这类说法至少大大低估了这三种“传统”的异质和冲突。因为“千年传统”是传统社会的“正统”，而“百年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激烈反这种“正统”的“传统”，它代表着一种决裂、或至少是断裂。而“十年传统”则直接是对“百年传统”的一种回拨，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拨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开始试图对“千年传统”做部分回归，但是，它更是代表一种对过去中国人的经验完全新颖的东西。“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三种“传统”的“书法”或“观念形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首先分别地梳理、清醒地认识和深入地反省这三种“传统”，而不是急于谈“会通”。真正的“合”的阶段可能还没有到来，甚至要不要“合”、能不能“合”也还是个问题。而我们急需的也许是重建某种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以帮助我们把握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总之，哪怕是为了前瞻，我们也需要停下来不时回顾，就像在一部叫《魂游一八七一》的影片中，主人公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能据以面对未来的，就只有我们的过去。”

我们不妨再借用今文经学的一个说法来作为描述的范畴，董仲舒划分孔子《春秋》纪年的历史为三世：“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立足于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的“所见世”主要是“十年传统”在活跃地起作用，我们作为独立和活跃的主体亲自见证着这一段历史；而我们的“所闻世”主要是“百年传统”在活跃地起作用，我们对这一世的知识多是得自耳闻，得自父祖辈的经验教训；而我们的“所传闻世”则自然主要是“千年传统”在起作用，我们了解它主要是通过各种典籍。它一度湮没无闻，打入黑暗，直到最近才渐渐透出些光亮。今天的回忆和解释者大概也常常是“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而这些回忆和解释，或将也汇入到影响后人的“传统”之流中去。

本书的发愿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对历史的初步认识。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所见”有所记录，希望对我们所“亲历”的有所回顾。而2006年还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历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三十周年，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束，意味着中国向一个新时代过渡的“开始”。

我们想就选择这一“开始”作为我们回忆和叙述的基本起点，这些年可以说是三种“传统”开始汇聚到一起的年代，也是本书的作者们作为活跃的主体开始发挥自己作用的年代。在前面的十五年，形式上还有“百年传统”的延续，即还是运动式的、动员式的，但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试图回到百年前期的启蒙；在后面的十五年，则开启了一个新的进程——走向全球化和市场社会的进程，知识分子也严重地分化了：有人拥抱市场经济，有人坚持思想启蒙，有人回归千年传统，也有人重新诉诸革命遗产。当然，作为学者，我们主要是写下与知识和思想有关的工作和精神历程。我们愿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全景、或片段、或细致、或概略地展示：

三十年，我们这样走过。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本书由曹保印主其事，他的工作精神、态度和效率令人佩服，我们还是在今年1月说起此事，他在2月就完成了组稿。我们衷心感谢本书的众多作者，他们作为“所见世”乃至“所闻世”的亲历者，叙说了自己的故事。

王学泰和李楯是本书作者中最年长的两位先生，他们一个叙述了自己从监狱中出来之后在1978年10月左右的“平反路”，一个叙述了自己退休后到清华所做的许多事情，使人感叹如果没有那些人为的障碍，人们本来可以做多少事情。

季卫东、徐友渔、崔卫平、陈家琪等主要回忆了自己在“文革”结束后向新时期转折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他们那时候还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那的确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一个清新和青春的时期，虽然也包含着选择的烦恼。还有像梁小民、党国英所记述的追求理性和科学的过程，李宝元“从农村走来”，徐贲“与文学做伴”的经历，也都深切真挚。

序言（3）

历史巨变往往是通过一些小事和个人表现出来。吴祚来回顾了我们被一些不同的声音掌握的过程——先是被哨声和高音喇叭、后来是收录机和电视声，现在是手机、电脑和网络声。周永生也回忆了自己在大题目下的几件小事。袁岳谈到了教养的重要，记述了一位师挚龚祥瑞对自己的影响，而邵建则谈到了自己如何被一位未曾谋面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