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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和作品的真实程度问题密切联系着”。

他举例说，我们的新闻摄影工作几年来，“过分带有记录性质”，把对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特别是人的描绘放到了次要地位。他承认，大家庭中的一部分照片不够真实地反映实际，也不够生动，以为它并没有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没有反映出人在这种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

在我们的照片中，经常出现一种人为地加以选择的东西。经常有这种情况，当我们决定摄影题材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种想象拍摄照片。

这种取材法不仅形成了从形式上来解决问题，而且也歪曲了内容。

因此，我们有很多照片没有应有的表现力和说服力。

中国代表，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回国后写出的“书面材料”中称：“大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摄影报道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真实、充分地反映生活。”但目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共同的主要缺点”。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对工人、农民的劳动反映得不够。我们反映工人、农民的作品不如反映演员的作品生动，原因是新闻摄影记者对工人、农民的劳动生活了解得还不够深、透。”石少华称，我们对工人、农民都欠了债。包特？费伦茨也提出说，在匈牙利参展作品中，“没有找到一张反映农业生产的好照片”；“没有一张真正表现出社会主义的英勇的创造性的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在批评捷克的材料时也应该提到，其中也缺少介绍农民生活的照片”。苏联的材料里，也缺少介绍集体农庄的照片。

“我们的表现技巧还有落后于报纸的需要，而且落后于现有条件的可能。”石少华举例说，有些代表指出，一些作品存在公式化倾向，同时，也有些代表批评了个别作品的自然主义的倾向。他提出，摄影记者应该努力使自己的照片有说服力，应该生动地把最本质的东西反映出来。包特？费伦茨则要求“在我们的摄影工作中，独特的风格必须代替平淡的公式化”。

石少华提出，应该鼓励摄影记者扩大报道面，大胆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反映生活，以扩大和加强新闻摄影报道的战斗作用。

在1958年9月，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摄影部和图片社领导人大团圆，共商新闻摄影大计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包特？费伦茨提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新闻摄影工作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再一次强化了这一家庭的共同话语模式、语汇及作为身份认定标识的语气。

把坚定的政治目的渗进我们的工作中；在特定的任务基础上努力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描绘和表达的才能；应继续不断地发展我们的技术才能，我们要积极地搞出愈来愈多的真正的摄影报道。这样我们的照片就将更真实、更有情感、更有真正的说服力、更有艺术性和宣传性。这样我们的摄影工作才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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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前言与后记（1）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巨型献礼之作，由毛泽东亲自题名的《中国》画册，令人惊奇的是没有通常的前言与后记。整书全部文字只是在尾页注明了拍摄者名单与简略的作品名称。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本集大成画册的出版都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都是编者借此陈述1949年以后的摄影状况，树立规范，褒奖主流，指陈时弊，规定方向的时机。但是，这一看似理所当然、会适时出现的文本，却无端地缺席了。

作家老舍这样描述了自己见到《中国》画册时的欣喜之情：

我得到一本《中国》画册。多么大，多么美，多么动心的画册呀！谁掀开它能不惊叹，能不看了再看呢！这是用照片组成的一部解放史诗啊！

然而，画册本身却没有留下有关摄影的文字。

重达13市斤，厚度英寸，共有545页的六开本巨型画册——《中国》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产物。封面以三种不同材料分别绣、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毛泽东主席手书“中国”二字。它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和“中国画册编委会的具体领导下”编辑完成的，“人们称赞它是新中国辉煌十年的见证，诗人则赞它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画册总主编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1958年12月2日，文化部、新华社就这本画册的编辑问题召集有关单位进行座谈。经过讨论，会议确定画册的编辑方针是：综合、全面地反映建国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