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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厅与忠义堂这种矛盾对立的存在，所以才能拿来说事，这是修辞上的“譬喻”。而“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以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指《水浒》一书的某种倾向性，毛泽东指出《水浒》的这一倾向性，并且借题发挥来说自己那些“政治挂帅”的事情，这很正常，因为他是政治家，正如鲁迅拿《水浒》来讽刺“奴才”，因为他是文学家。只是他们不合马先生口味，这就要另当别论了。

那么，《水浒》一书，对晁盖“本来谈不上摒与不摒”吗？马先生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晁盖在《水浒》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到攻破东平、东昌，山寨彻底化解他的遗言，才算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到晁、宋关系完全休止的时候，《水浒》本身也成了强弩之末……由此可见架空晁盖这主线对维系《水浒》全书如何重要”。这样说来，“摒与不摒”的事情，对于《水浒》一书，重要得很，怎么“本来谈不上”呢？应当说本来严重存在、重要存在，在《水浒》里是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马先生的研究，就这样深入具体地佐证了毛泽东的论断，可惜的是，马先生自己却似乎并不知道。

晁盖之死，固然是《水浒》成书之前的杂剧等材料中就有的情节，《水浒》的编写者加以了有机的改造利用，但毛泽东说的正是《水浒》本身，在《水浒》中晁盖是被“摒”的，在毛泽东启示下，马先生指出了这还是《水浒》中的一条“主线”，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坚实的论据，马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书中排座次时晁盖已死，不当在座次之中，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因此“谈不上摒与不摒”，但正如马先生自己正确地分析的，晁盖之死，很与宋江平日的挤轧晁盖有关，也就是很与“摒”有关，《水浒》一书就顺着宋江心意（或者说顺着梁山上这一客观的内部情况）安排了晁盖的结局，让他于排座次时已死，因而不在座次之中，也就不在一百零八人之中。表面上看这是合情合理的，其实，那记着一百零八人的什么“石碣天文”，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史记》上记陈胜吴广事迹时早就揭露过这种把戏。真是全信书不如无书，确实是毛泽东以其睿智第一个看出了个中机关暗道，看出了有个“摒与不摒”的内部斗争，而马先生一方面沿着毛泽东的思路成功地做出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却又对毛泽东大发这许多不着边际的指责，真是自相矛盾，不知伊何也。

四

马幼垣先生写道：“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既然可以说得这样轻巧，那么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简直就应当看作不值得一说的一件小事，“并非真的”，那就是可有可无、很无所谓的，只有毛泽东、鲁迅这样不懂的人，才拿来大做借题发挥的文章，说什么“投降”，说什么“奴才”，太不应该了，太“政治挂帅，另怀目标”，太冤枉宋江了。

但马先生自己却又不这样看，他下面又写道，“总而言之，宋江为山寨这个从来没有专称的活动中心起个名字，……是宋江表示身份的手段，是宋江成长过程中的‘通过仪礼’（rite de passage）”。那么将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就还是有着重要性的，这重要性是“因为要平衡晁盖遗言所做成的不利局面”，是“不得已的自保措施”，“晁盖毒咒式的遗言确实给宋江带来相当困扰”。晁盖遗言是说，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做梁山泊主，这分明给宋江出了难题，以至是将宋江排斥在外了。那么依马先生的分析，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且不评估马先生的这条分析，但凭着马先生自己的这一说，那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就不是马先生先前说得无足轻重的，“实在因为（聚义厅）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改忠义堂），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我们并不是故意要挑剔马先生说漏了嘴，实在是马先生忽而往轻处这般说，忽而往重处那般说，叫我们如何适从？事实上马先生自己跟自己相左之处还不止这些，他说，“平情而论，到晁盖逝世时梁山早已是天下第一寨了，……从俗例随随便便称总部为聚义厅，成何体统！……故宋江当家后，……也该为这个再重要不过的场所题名的”。这样说来，更不是“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而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件事，非改不可，要不然就连马先生也会觉得“成何体统”了！

马先生当然很清楚，“宋江最着意的事正是招安，由此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此句见于马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