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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众未能产生直接影响。在我印象中，很少有国内代表团愿意到法国的学校、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各级商会发表演讲或接受法各种新闻媒体采访。这里有语言障碍问题，也有观念上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对法国公民社会的宣传不够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讲，张艺谋的中国题材故事影片、成龙的武打片、巩俐、张曼玉等著名女影星、中国杂技、少林寺武僧在法巡回演出、一年一度的唐人街春节*等，对法公众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官方代表团的总和。

作者代表大使与东盟国家使节一起出席Bussy市中国春节活动。图为活动后与市长和市府工作人员合影。（2003年2月）

随着法国作为中国游客的最终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似潮水般地大量涌入法国，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巴黎的主要观光景点、旅馆、机场车站，中国人川流不息，这对法国公众而言，中国已再具体不过了。在法国人眼光里，中国人就如同当年的日本观光客，在给法国增加大量旅游外汇收入的同时，也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法国媒体称，以各种原因来法的中国人在2003年达到50万人，但巴黎旅游局官员和在巴黎从事旅游工作的中国朋友向我私下表示，法国同年已接待100万中国游客。法旅游部门希望在2006年底接待150万中国游客，届时这也可能是个保守的数字。作为友好的使者，中国游客将通过自己与法国社会的接触，将中国完整地再现在法国公众面前，这使中法交流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我想，无论是文化年的形式，还是大力发展旅游业，政府都有必要从制度设置上建立一种有利于两国人民深入交流的机制。我认为，除我们各级政府代表团和大使馆应该将与法国公民社会的交流视作一项基本任务外，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培养来自中国民间的中法友好组织，让这些组织在人民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在法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法中友协组织，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方面功不可没。

我在巴黎时常常问自己，中法的交流在政府高层已心心相印，但为什么在高层频繁的接触和示好后，往往没有后续行动呢？从机制上看，原因就是中法交流存在着不对等。在法国方面，交流的主体是以几百万个人所组成的企业家队伍，或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民间社团，如各级法中友协，抑或类似上面提到的鲁特曼女士和劳奇这样的NGO，而我国一般是国家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法国是在与作为政府的中国打交道。在中国经营颇有成就的法国企业家毛云龙（Claude　Moreno）对我说，中法民营企业家之间缺乏一种交流的纽带。中国既没有类似遍布法国各地的工商会，个人也不能像在法国那样，自己去有关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提供帮助。由于要面对各种政府部门的管辖，而不是直接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打交道，中国市场交易成本相形较高。我想，正是由于缺乏毛云龙所说的那种机制，各省市的领导在法国招商引资的演讲结束后，交流活动也就随之结束。同样，从法国的角度看，企业家由于找不到直接的合作伙伴，往往过于依赖希拉克总统访华或我国领导人访法。因此，在中法经济交往中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并由政府高层通过访问来获得大量订单和高层访结束后很难再有新订单，成为中法经济交往中的一大特点。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中法贸易额为176亿欧元，法国为德国、英国、荷兰之后我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虽然法中贸易同比增长％，但仍为德中经贸的42％。法对华出口46亿欧元，仅占其出口的；进口130亿欧元，占法进口。法《回声报》认为，与德国的市场份额相比，法在华市场份额仅，差距4倍之多。商务部的资料同样显示，法对华投资存量仅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法在华投资流量也从未超过我国年吸资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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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4）

面对如此大的经贸发展的潜力，有人说，一旦有了好的平台和人才，中法经贸关系肯定会更上一层楼。但我以为，关键还在交流平台，平台有了，人才自然也就脱颖而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平台是由企业家队伍组成的公民社会，我国的各级商会组织应该为中法企业家无障碍的交流提供帮助，从而通过经济纽带将中法合作带至新的阶段。在上海申博期间，当时的家乐福总裁达尼埃尔·贝尔纳先生（Daniel　Bernard）发起了一个由家乐福、法电、阿尔卡特、米其林、阿尔斯通、苏伊士水务、达能、巴黎国民银行、安盛等十多家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