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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乃是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学，弄不好，就是危险的思想。《大学》、《中庸》之道，才是中国很好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蒋介石说：“经过总理的指导，我的思想和信仰才完全的改变了过来。”实际上与其说是孙中山改变了他的思想，倒不如说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只是蒋介石思想的一个异物。

蒋介石留学日本期间，还有一种文化现象对他思想中传统背景的形成和加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中国明代儒教理学思潮之一的阳明学说。

阳明学说兴盛于日本大变革的前夕，对日后的明治维新有极为深远的影响。阳明学说对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后来他在回忆留日生活时说：“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我国明朝的《传习录》，而且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蒋介石跑到书店抱回了一大堆王阳明的著作，“不断的阅读研究，到了后来，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我从那时候起就重视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视野狭窄、思维陈旧的蒋介石看来，日本的发展完全归功于中国的儒家学说，但为什么中国却反而踟蹰不前呢？按蒋介石的推理，结论只能是近代中国失却了古典中国的精神，其结果便是以一种奇特的逆证法，把他思想中原有的对传统的崇信态度进一步固定化了。从这之后，他越来越向中国的正统经典靠拢，对当时风行的《曾文正公全集》、《曾公家训》等书，悉心讨究起来了。显然，在文化方面，蒋介石打算沿着王阳明、曾国藩走过的道路走下去，以传统“圣道”的维护者自居，中国传统的儒家格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蒋介石努力的目标。蒋介石尤其赞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希望自己的“文治武功”也能像他们一样。

不可讳言，蒋介石一生中对自己坚持的“事业”的追求，确实表现了某种执拗的韧性，这和他师从曾国藩等人所获得助益，当然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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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起家（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蒋介石闻讯，即与士官学校同学张群、陈星枢于10月30日离日赴上海，被陈其美派往杭州参加光复杭州之役，任先锋敢死队指挥，颇英勇。杭州光复后旋回上海，任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长。从此，一直追随在孙中山、陈其美左右参与军事。

时至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次年3月，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离沪赴粤参加护法斗争，就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任第二支队司令。在战争中曾先后为孙中山拟定过《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很得孙中山赏识，使孙中山逐渐将他视为军事方面的助手。但由于蒋介石性格暴躁，喜怒无常，且又自视甚高，固执己见，因而与粤军将领矛盾不断，受到他们的排挤倾轧，使他的权力欲望总不能实现，在这期间，蒋介石多次宣布要辞职回上海去。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政权，授命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合伙在上海搞交易所为其筹措军饷。不久，孙中山与拥兵谋权、实已成为一方军阀的陈炯明的矛盾逐渐激化。1922年6月2日，陈炯明发动叛变前夕，孙中山电蒋，谓：“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此时蒋介石因母亲病重人在奉化，在他尚未作出去留决定时，陈炯明叛变就发生了。6月14日，蒋母病故，两天后即6月16日，蒋介石接孙中山再次电召：“事紧急，盼速来。”蒋见此，即“墨绖从戎，贻书张静江托以后事”，急匆匆地于两三千里外的宁波奔赴广州，6月25日摇一叶小舟登上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共历艰难”。事后，孙中山在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序言中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待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对蒋介石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评价。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从此，在孙中山的心目中，蒋介石不仅是个孝子，也是个忠臣，孙中山开始把他视为国民党中最重要最能干且对他最忠诚的干部。因此，孙中山只要有重要的职位，蒋介石便是被优先考虑的人选。

蒋介石于1923年12月中旬出使苏联，回到上海后便一直不愿南下广州，原因是他被排除在国民党中央决策圈之外。国民党“一大”上，他既不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