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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成为了当时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自然也成为了袁世凯想要独裁的最大障碍。袁曾告诉杨度：“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为了控制宋教仁，袁世凯许愿表示让他继陆征祥后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辞不就，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为了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的宿愿，宋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袁世凯闻知宋教仁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非常忌恨，于是决意要拔除这颗眼中钉。

1913年3月上旬，当北京第一次举行国会选举时，国民党初选告捷，共取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5％，高居榜首。宋教仁在宣传途中闻讯兴奋异常，以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打算绕道沪宁返京，为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作准备。在上海期间，他甚至考虑推“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将权力一手抓到国民党手中。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事的急电。有人嘱咐他处处小心，但他不以为然，坦言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当年有很多老同盟会会员在政治上是很纯真而无畏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没少受挫折和吃苦头。另有友人给宋教仁发来密函：“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宋教仁仍夷然处之。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3分，上海沪宁车站突然传来三声枪响，紧接着一个黑影迅速逃窜，地面很滑，黑影连摔两跤，也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就向远处狂奔……

就在此时，正要上火车北上的宋教仁捂着肚子，痛苦地对他身边的战友、当时上海《民报》社长于右任说：“我中枪了！”

于右任等人赶快将他扶上汽车，向老靶子路沪宁医院飞驰而去。说来也奇怪，往日开夜车时必有巡警在车站巡逻，而出事时却不见一个巡警，似乎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3月22日晨4时48分，宋教仁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临死前，他实在想不出什么人会暗杀自己，只能叹息：“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

宋教仁的死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损失。眼看着可以依靠民主选举的方式制约袁世凯，可是主将突然毙命，当时的国民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义愤填膺，泪如雨下，哭道：“这事真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啊！”

“宋案”爆发，一时震动了全国。

此时，孙中山在日本的考察访问已经结束，正准备从长崎启程回国，他闻讯后立即于3月27日赶回上海。

3月21日下午上海地方检察厅初步调查后得出结论：刺客是被人收买而行刺的。与此同时，上海租界巡捕房对此案也非常重视，重赏提供线索者，加紧侦破。很快两个名字浮出水面：武士英、应桂馨。直接开枪者为武士英。

凶手落网后，对两个凶手的家进行了搜查，最大收获是在应桂馨家中查出一箱电报和文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竟与赵秉钧、洪述祖有关。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洪述祖，国务秘书，二人均是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袁世凯的心腹。此案的真凶竟是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这一发现令巡捕房的人大吃一惊，他们马上意识到此案事关整个中国的政局。

从血的教训中孙中山猛醒过来，抛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他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立即兴师###。

国民党二次革命（3）

孙中山的主张，开始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上层领导人们的支持。先是黄兴不同意，坚持要通过法律程序，查明真相；后来，胡汉民又以“时机未至”拒绝首先在以他为都督的广东省宣布独立；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也以没有海军防守为由，反对先在上海举兵独立。他们的迟疑不决，忍辱退让，使袁世凯的气焰益发嚣张。4月26日他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以盐税和海关担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签订了总额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袁世凯将利用此大批借款，扩充北洋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大规模镇压原革命党人。时至6月，袁世凯悍然下令将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国民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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