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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于富强。他在解职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会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向同盟会会员们明确表示，他的“解职不是不理事”，他错误地认为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因清帝退位而付之实现”，“唯有民主主义未着手”，当前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实现民主主义，他明确宣布“今后吾人所当致力者，即在此事”，他要把中国改造成为欧美一样的强国。正是为这一目的，孙中山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周游各省，带着胡汉民等人走遍了半个中国，到城市和乡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反复宣传他的民主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以及建设国家的设想，阐述“平均地权”和“兴办实业，发展铁路”等政策，并提出了一些中国实现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主张。

1912年夏，孙中山准备到北京去一趟，其目的一是“以观人心之趋向”；二是争取他的全国铁路建筑计划取得“参议院”的赞同，政府的特许。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闻之孙中山要来北京，为了麻痹革命党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在孙中山未来北京时，抢先一步，以自己的名义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京时，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他，并对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推崇，极尽拉拢欺骗之能事。

孙中山此次在北京逗留了将近一个月。他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通常是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时一直谈到次晨2时，谈得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对于与袁世凯的会谈甚为满意，把这个狡猾的大阴谋家误作为好人，完全信赖了他，即发电报给上海的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敦黄兴“千万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真正“统一”。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对袁世凯表示“支持你当10年总统，练精兵百万。我声明已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不再则身政界，打算10年不顾政治”，“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即建筑铁路的事业。孙中山这一番坦然表白，正中袁世凯的下怀，他即以恭谦姿态于1912年9月9日隆重地任命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一职。9月11日，黄兴奉孙中山之召来京，也接受了袁世凯委托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同盟会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法制局长，“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唐内阁垮台后他辞去政职，致力党务工作。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组织由于内部妥协，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瓦解活动，很快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同盟会中的军事领袖黄兴因为军饷缺乏，早在他奉召来京前的6月14日就已自动撤销了自己担任的南京留守的职务，强行遣散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此时所抱的政治主张是摆脱同盟会，另组###，建立政党内阁。他认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1912年8月25日，于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宣告国民党成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消失了，滥收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了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了一个庞杂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　想看书来

国民党二次革命（2）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为了维持大局，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列名为干事。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事，实际上一直未担负责任，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而去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了。

宋教仁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